要点

• 2021年9月，东突厥斯坦 (East Turkistan) 亚曼当镇 (Yamandang township) 阿亚格-奇格图格村 (Ayagh Chigetugh village) 当局正式推出”石榴花计划”，该计划将维吾尔族儿童和中国其他民族的儿童配对为”石榴花”。
• “石榴花计划” 建立在中共党国先前试图重新设计维吾尔人生活的基础上，部分是通过强迫维吾尔人和其他民族成员——特别是汉人——之间的”亲属”关系。这些”亲属”关系是基于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级制度中汉族人高于维吾尔族人的根本不平衡的情况下运作的。
• 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深切关注的是，维吾尔人参与者在决定参加这个项目时没有选择权，这侵犯了他们的文化和语言权利，以及家庭生活、家庭结构和隐私的权利。
• 我们建议分析人士和记者关注中国国家媒体和社会媒体，以了解有关该计划的信息。

I. 绪论

自2017年东突厥斯坦的大规模拘禁运动开始以来，外部观察员对人道主义危机给维吾尔族儿童造成的影响表示担忧。¹大量证据表明，维吾尔族儿童深受此危机的影响。儿童被强行与父母分离，被安置在孤儿院和寄宿学校，并被安置在不允许他们说母语和学习母语的教育环境中。当局还推出了旨在防止维吾尔族儿童后代出生的政策，这一事实最终导致维吾尔法庭（Uyghur Tribunal）在2021年12月做出判决，认为中共党国的行为已经达到了种族灭绝的程度。²

在这份简报中，我们提出证据表明，中国党国试图干预和重新设计维吾尔人生活的力度在东突厥斯坦有增无减。具体而言，我们利用从中国国家媒体和社会媒体中获得的证据来介绍和讨论“石榴花计划” （Pomegranate Flower Plan: PFP）。“石榴花计划” 是一项得到官方支持的地方性举措，旨在促进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族儿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民族儿童之间的”亲情”，于2021年9月在喀什葛尔地区的一个乡镇推出，截至2022年1月，似乎只在该地推行。对这一地方性举措的研究使我们有机会更详细地了解东突厥斯坦乡镇和村庄的日常生活经验，这些地方长期以来一直是被严格监视和控制的场所。“石榴花计划” 让我们了解到地方领导人是如何采纳政治高层的口号和执行政策的，以及这些领导人是如何利用治理手段来控制维吾尔人的生活。

II. 石榴花计划

2021年9月24日，东突厥斯坦的一家国家媒体发表文章，宣布成功启动当时新的”石榴花计划”（中文: 石榴花计划; 维吾尔语: Anar güli pilani）。根据这篇发表在政府管理的《天山网》的文章，由记者康颢严撰写，”石榴花计划”将维吾尔族儿童与来自中国各地的儿童结为”家人”。³

“石榴花计划” 让我们了解到地方领导人是如何采纳政治高层的口号和执行政策的，以及这些领导人是如何利用治理手段来控制维吾尔人的生活。

2021年10月，自由亚洲电台(RFA)的维吾尔语频道播出了一个由古丽切拉-霍贾（Gulchehra Hoja）根据中国国家媒体来源的证据编写的一个关于“石榴花计划”的简短节目。⁴该维吾尔语节目随后成为自由亚洲电台英语部发表报告的基础，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对该计划进行报道的非中文来源。⁵同时，《新疆日报》的报道也被其他新闻机构和许多微信账号转发和引用，包括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战部的官方账号“最后一公里”的帖子中引用。⁶9月24日，《天山网》还在其官方微信账号上发布了该文章，并附有一些“石榴花计划”参与者的照片。⁷

我们还没有找到这个项目(即“石榴花计划”)的原始广告，据说是2021年9月11日由一个不知名的单位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的。然而，根据康颢严在《新疆日报》的文章，该广告很受欢迎：9月24日的文章指出，在微信发布后的两周内，共有36对石榴花”配对”成功。这36名当地儿童来自喀什葛尔地区英吉沙尔县亚曼当镇的阿亚格-奇格图格村 (鉴于维吾尔族人口在这一地区占大多数，我们推测这些孩子是维吾尔人）。他们的”配对对象”——除了一个来自西藏的藏族男孩之外，都是汉族——来自中国13个省、自治区和城市的30个不同地点。现有的证据表明，该计划只在阿亚格-奇格图格村展开，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指派的村党支部书记朱鹏程领导。⁸国家媒体对“石榴花计划”的报道表明，该倡议得到了地区政府的认可。

康的文章明确指出，该项目旨在成为孩子们之间分享”文化”的载体，并特别指出，中国各地的”兄弟”和”姐妹”给他们在东突厥斯坦的”亲戚”送去了礼物，包括庆祝中秋节的月饼。然而，没有迹象表明文化交流在节目中以相反的方式流动。换句话说，参加“石榴花计划”的维吾尔族儿童似乎并没有向汉族和其他儿童传授维吾尔族的独特语言、文化和宗教习俗。

国家媒体对“石榴花计划”的报道表明，该倡议得到了地区政府的认可。

现有资料显示，东突厥斯坦以外的”石榴花计划”参与者的父母在看到微信朋友圈里9月11日的广告后，自愿为其子女报名参加该计划。我们没有发现关于维吾尔族儿童是如何被选中参与该计划的明确证据。然而，文章中的语言暗示了党领导的”扶贫”举措与”石榴花计划”之间的联系，指出这个特定的乡镇在2020年才成功”脱贫”。文章还暗示，当地儿童参加”扶贫计划”可能是基于经济需要——具体来说，就是需要从他们的汉族兄弟姐妹那里得到”温暖”。长期以来，关于”扶贫”的委婉说辞为东突厥斯坦的侵权行为提供了掩护，就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近年来，同样的说辞也成为集中营和强迫劳动的指标。⁹2021年10月11日，上海市政集团（Shanghai Municipal Group: SMG）研究院的微信账号上发布了一份周报，提供了更多关于石榴花计划”发展”和财务方面的信息。该报告将”石榴花计划”与一项名为”文化润疆”的倡议联系起来，让人们看到了针对东突厥斯坦的发展式项目。周报还显示，参与该计划的非本地家庭正在向东突厥斯坦的本地儿童提供物质和财政援助，而且至少有一个地区的政府办公室已经批准了该计划。¹⁰

2021年10月11日在SMG思研汇微信账号上发布的公告截图。

证据也明确表明，该计划具有政治层面的意义。例如，康颢严的《新疆日报》文章将该计划的名称”石榴花计划”与2014年习近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直接联系起来。康援引阿亚格-奇格图格党委书记朱鹏程的话说：

习近平总书记说，各族人民要像石榴籽一样簇拥在一起。我们发起了一个倡议，让新疆的孩子和中国其他省份的孩子结成家人。我们希望孩子们从小就结下深厚的友谊，让他们感受到生活在中国大家庭中的温暖和亲情。¹¹

朱鹏程的讲话借鉴了习近平在2014年讲话中的一句话（下文将详细讨论），暗示该计划可能是地方上为了取悦党国机构中的上级领导而做出的尝试。在官方微信账号上发布的其他文章中，对”石榴花计划”的报道明确地将该计划与其他正在进行的强迫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结成亲属关系”的企图联系起来。例如，《统一战线》杂志账号上的一篇文章将“石榴花计划”列为过去一年中自治区”团结”与”和谐”的三个典范之一。¹²

在官方微信账号上发布的其他文章中，对”石榴花计划”的报道明确地将该计划与其他正在进行的强迫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结成亲属关系”的企图联系起来。

从表面上看，该计划可能无害：汉族和维吾尔族相互提供经济援助，维吾尔族和汉族儿童成为朋友，这的确是好事。然而，在东突厥斯坦目前的环境中，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民族因小的“违规行为”就会面临被严重惩罚，维吾尔人几乎无法拒绝参与党国的任何计划。我们深为关切的是，”石榴花计划”不过是同化的工具，因此继续侵犯了维吾尔人的文化和语言权利以及家庭生活、团结和隐私等权利。

III. 石榴花计划和党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政策

现有证据表明，“石榴花计划”与东突厥斯坦更广泛的政治背景之间存在着很深的联系。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之一是“石榴花计划”这个名字本身。石榴——尤其是石榴籽——已经成为该地区各民族团结的一个普遍象征，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2014年5月，当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石榴籽成为明确的政治符号。

敦促新疆各民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使他们”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¹³

该讲话还强调了”新疆居民”（即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当地突厥族、穆斯林占多数的群体）将自己视为中华民族一部分的重要性，以及群体间交流、双语教育和降低民族重要性的必要性——所有这些都是以”民族融合”的名义作为政治指令的。¹⁴

在阿亚格-奇格图格村揭幕的2021年的项目中，有一个如此重要的具有政治符号的名称，这不太可能是一个巧合。

自2014年以来，石榴籽一直被用作整个中国”团结”的隐喻，但这一说法在东突厥斯坦具有特殊的相关性和普遍性，以石榴为主题的宣传口号和图像在东突厥斯坦从2017年开始不断地出现。习近平还在其他场合重复”像石榴籽一样”的说法，包括在2017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以及同年10月在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¹⁵¹⁶在东突厥斯坦到处张贴着这一说法的宣传牌，一位维吾尔族官员艾尔肯-吐尼亚孜（Erkin Tuniyaz）2019年在联合国的一次演讲中重复了这一说法，他说：

新疆各族人民同甘共苦，呈现以平等、团结、和谐、互助为特征的改革发展成果。他们就像石榴籽一样紧密地团结在一起。¹⁷

在阿亚格-奇格图格村揭幕的2021年的项目中，有一个如此重要的具有政治符号的名称，这不太可能是一个巧合。

“石榴花计划”的强迫性亲属关系也呼应了从2014年至今在东突厥斯坦推出的一系列家庭访问和寄宿计划——人类学家达伦-拜尔(Darren Byer)称之为”基于村庄的干部团队计划”¹⁸ 。其中第一个项目是访惠聚项目，在关于这场危机的英文报道中更多地被译为”成为家人”。¹⁹从2014年开始，该项目将公务员（汉族和维吾尔族）派往乡镇和村庄从事政治工作。2016年启动了针对囚犯家属的配套计划，随后在2017年启动了第三个家访计划，将超过100万名，主要是汉族”家属干部”派往维吾尔族家庭。这些家庭寄宿计划有效地充当了人类监视的功能。干部们被明确指示在玩耍时询问孩子们的家庭宗教习俗和日常生活，因为”孩子们不会撒谎”。²⁰家庭寄宿计划还加强了制度化的等级制度，汉族人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上对他们的维吾尔族”亲属”保持着统治地位。一些第一手资料显示，家庭寄宿计划还助长了对维吾尔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性虐待和其他虐待。²¹

“石榴花计划”中从汉族儿童到维吾尔族儿童的文化”交流”的单向流动，与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族儿童的”双语”学校教育模式的单语性质相似。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维吾尔人用自己的母语教育孩子的权利受到了极大的侵犯，自2004年以来更是加速了这种侵蚀。随着所为”双语”教育在该地区的展开，以维吾尔语进行交流和学习的空间已经很少。实际上，教育系统已经成为党国对维吾尔族年轻人进行心灵改造的主要场所，过去十年来，维吾尔人权项目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广泛的记录。²²截至2022年，在东突厥斯坦的学校系统中，几乎没有维吾尔语的任何空间，党国继续投入大量资源，强行同化维吾尔族儿童。像“石榴花计划”这样的项目会加强中国语言和文化相对于维吾尔语言和文化的特权，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且很具有破坏性。

“石榴花计划”中从汉族儿童到维吾尔族儿童的文化”交流”的单向流动，与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族儿童的”双语”学校教育模式的单语性质相似。

党国有针对性地同化维吾尔族儿童最鲜明的例子也许是孤儿院和其他寄宿学校，这些学校是为了安置大规模拘禁运动开始后被拘留父母的孩子而建造的。²³仅在2017年，喀什葛尔地区的一个县就新建了总共18个寄宿学校，用于全时寄宿维吾尔族儿童。²⁴在此后的几年里，东突厥斯坦境内现有的寄宿学校系统不断扩大。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表明，到2020年初，墨玉县的所有幼儿园都变成了寄宿学校。²⁵ ，2019年对东突厥斯坦强迫劳动的研究表明，被强迫劳动的维吾尔人的孩子在父母工作时被安置在这些国家安置项目中。²⁶郑国恩根据中国政府文件汇编的数字估计，自2017年以来，有数十万维吾尔族儿童被安置在某种形式的国家安置项目中。2017年至2019年，寄宿学校的儿童总数骤然增加了76.9%。²⁷将维吾尔族儿童与家人分离，并将他们安置在以普通话为主要语言的中国机构中，这种影响确保了他们融入一个语言和文化上的中国世界。像“石榴花计划”这样的倡议确保了维吾尔族儿童在学校里接触到几乎完全是中文的环境，在非学校时间里进一步接触到汉族语言、文化和规范。

IV. 更广泛的影响

基于证据的关于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规模和范围的研究表明，几乎没有维吾尔人不受到该地区所开展运动的影响。自2017年以来，中共党国在东突厥斯坦的种族灭绝运动削弱了家庭关系，切断了社区纽带，并消除了维吾尔族生活方式的代际传承机会。所有维吾尔人，包括儿童，都过着极不自由的生活，其特点是党国对每一个维吾尔人日常生活中最亲密和最平常的部分进行各种形式的干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认地方一级的“石榴花计划”是官方认可的试图摧毁维吾尔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取而代之的是以普通话为共同语言、以热爱党国为核心价值观的强迫性“亲情”。我们深为关切的是，维吾尔人对该计划的参与是非自愿的。我们还担心，该计划侵犯了维吾尔人的文化和语言权利，以及他们的家庭生活、团结和隐私权。正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第27条和《儿童权利公约》（CRC）第30条所规定的那样，国际公约规定了维吾尔人等族群有权利实践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以及使用自己的语言。²⁸²⁹维吾尔人有权生活在一个所有文化、语言和习俗都得到平等尊重和分享的环境中（而不是屈从于主流文化和语言），正如《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第13条所述。³⁰中国是上述各项公约的签署国，也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

像“石榴花计划”这样的计划似乎直接受到了来自党国最高层政治指令的启发——这些指令的形成是为了摧毁维吾尔民族这个群体。

目前，”石榴花计划”的影响范围似乎很窄。然而，我们仍然担心整个东突厥斯坦的地方官员有权设计和实施侵犯维吾尔人基本权利、侵蚀他们与家庭、文化和社会生活联系的计划和政策。像“石榴花计划”这样的计划似乎直接受到了来自党国最高层政治指令的启发——这些指令的形成是为了摧毁维吾尔民族这个群体。因此，我们必须理解“石榴花计划”不是孤立的，而是作为中国种族灭绝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维吾尔人权项目强烈建议分析人士和记者关注中国媒体和国家媒体，寻找“石榴花计划”和相关举措的证据，因为它已经出现了。我们还建议民间社会组织和权利团体以这些证据为基础，在基层、国家和国际舞台上倡导维吾尔人的基本权利。

鸣谢

作者感谢维吾尔人权项目研究主任亨利．萨兹耶夫斯基(Henryk Szadziewski)对这份简报从构思到写作和编辑的最后阶段所做的周到审查。她还对维吾尔人权项目发展官员里斯．汤普森(Reece Thompson)和高级项目官员彼得．埃尔文(Peter Irwin)的严格编辑和评论表示感谢，并感谢里斯-汤普森和塔什肯．多萊特(Tashken Davlet)对一些原始资料的转录和翻译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