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报道的事件（Elansiz Hadisler）/原作者：尼扎穆鼎∙侯赛因；译者
来源: 百家争鸣 (博讯), 2011年12月24日
第一部分：叶城县 （Qaghiliq）
1， 叶城游 （Qaghiliqa Ziyaret）
（1986年6月）
叶城县总面积2万8千266.5平方公里；可耕地面积781.700万亩；实用种植面积526.100万亩。叶城县行政上辖17个乡，3个乡一级镇，5个农场，9个居民区，302个村，1256个组。有6万5千926户人家（其中56036户为农业户，9890户为城镇）。人口28，7237，其中22，4198为农牧业人口，4，3106为城镇居民。
直属县管辖草场为8百万亩，其中夏季牧场为570万亩，冬、秋季牧场为240万亩。1985年（统计）的人工草场为9.2万亩。共有5775户，32个村92个组专职从事畜牧业；占全县总人口的10.5%。全县有62，1037头牲畜，其中58%在农牧区。牲畜中70.3%为羊，10.4%为牛，9.6%为驴，6.5%为山羊，1.4%为牦牛，0.8%为马，0.5%2为猪，0.3%为骆驼，0.1%为骡子。
1984年县农业总收入为62214502元，其中2000727元为牧业收入。
县人口组成如下：维吾尔人人口267593人；哈萨克24人；回族571人；克尔克孜810人；蒙古族1人；锡伯5人；塔吉克1594人；乌兹别克684人；其他30人；汉族15925人（据1986年自治区政府公布人口统计数字）。
叶城县汉人移民人口由1949年前（至1949年）的80人（主要是政府人员及其家属朋友），增至上述人口（15925人）。汉人主要在政府机关、城镇从事相对轻松的职业。比如这些（汉人）中96%在政府机关工作，享受事业工资；其他的也只是从事一些相对轻松职业（修理工、裁缝、鞋匠、理发师、经营、保卫）等。
1986年300个汉人移民以做生意为名落户叶城县。
1986年，全县救助福利款项中的83%用于安排这些汉人移民落户居住等事宜。这些移民中90%为健康成年男女，不存在老幼、残疾；可以参与任何形式的（强体力）活动。这些人话语粗鲁，蛮不讲理；对当地人满不在乎。这些移民只认钱，胆大妄为。。。。
叶城县全县教育拨款的44%用于汉人教育事业。
2， 喀喇昆仑之行 （Qaraqurumgha Seper）
1986年8月27日，我由叶城县阿尔萨伊（Ara Say）（现耶尼斯泰 Yensitey）路口，也被人们称作零公里的地方出发；沿叶城-图勃特公路（新疆-西藏公路）开始了我的喀喇昆仑之行。
我的目的：拜访当地人民，参观总长为1465.5公里的喀喇昆仑、拉达克公路，慰问995名养路工（其中98%为维吾尔人）。
对我这次的自费义务参观，叶城县党委书记永安昌并不是很支持。
他对我说：“这条公路非常危险，要过很多高海拔达坂，上面非常冷；大多时候要行走在4000米海拔高度以上。多数地方终年积雪覆盖。有时因为氧气不足人会口鼻出血，甚至死亡。连我们都不敢贸然试这样的行程。我个人还是想阻止你的行程，别强迫我们为您准备花圈！”
我拒绝了这个请求。
我的回答是：“既然近900多维吾尔同胞能够在这危险的高原工作10年、20年；而且我的父辈们能够不畏艰险在这高原生活至今；我去参观、访问、巡视就是应该的，我只是在尽我的义务而已！”
就这样，我决意去参观、访问、慰问负责养护10个大阪、9条大河、34个大桥、137个隧道、500多个弯道，蜿蜒1465公里长公路，长期远离家人、孩子，成天在荒无人烟高原上只身一人进行公路养护的养路工们。
负责（这条公路养护的）有一个公路段、11个中心办公室、6个大队、44个班组。
作为这条公路建成以来，历史上第一个参观这条公路的民族（知识分子）；我的行程在叶城县公路总段段长喀什噶尔疏附县人吐拉洪∙苏里坦（Turahun Sultan）的安排下开始。叶城县委安排了一名干部全程陪伴我；还规定沿途不能拍照；沿途养路工人中的‘落后’观点、‘不积极’事件不能记录，不能和‘落后’有异议人员接触；总之只反映好的方面；我的同伴实际上是要监督我是否遵守这些规定的。我们两个是同一路上不同目的的伴侣！
我们的行程始于8月27日凌晨6点。重货汽车司机，30岁的阿克苏人尼亚孜∙托赫提（Niyaz Tohti）带着我们出发了。
在参观了五棵树（Besh Terek）、梨树园（Amutluq）女子道班后，经库拉姆伊格里（Quram Eghil）基地（全有维吾尔人工作的路段开始于自出发75公里行程之后），我们来到羊羔草原（Qoza Yaylaq）基地吃早餐。
24个维吾尔族养路工人招待了我们。
早餐后，我们开始爬海拔3270米高的阿卡孜达坂（Aqaz Dawan）。大阪似高塔，非常的陡；汽车只能以1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爬行。（由达坂顶）再往下走11公里，我们才走出了这让人胆战心惊的达坂。这大坂100米的路段有6个急转弯、4个弯道、4个过水段。这蜿蜒如蛇迹、狭窄、80度坡度的路着实让我们揪心了半天。
在险恶路段，我闭上眼睛，无奈地将生命交上天的安排，心里默默地诵念着《古兰经》经文。可以说，我们的命运系于一人（司机小伙），或这铁家伙；一旦司机出差错或车出事，我们都将完蛋。跨越这大阪整整花去我们两个小时时间。
有时我在想，似乎真主只给予了我们的民族工作、生活在如此危险大阪的机会。
这里工作养路工人中见不到其他民族。对这种极不公平的工作分配，我只能以一声‘真主啊’表达我的不满，也只能如此！
当晚我们停宿于（Halastan Derya）卡拉斯坦河（也称叶城河 Qaghiq Derya）边的公路段。这个地方的原有地名被改称为127道班。
从这个道班开始，我提议恢复沿途各个道班（所在地）原有地名；如：‘127道班’恢复为‘阿卡孜（Aqaz）’道班。
同时，我提议恢复：库达（Kuda）、居达克（Judaq）、卡拉库鲁克（Qara Kowruk）、色力克大阪（Seriq Dawan）、玛扎尔（Mazar）、阔卡特（Kokat）、苏伽布拉克（Soghaq Bulaq）、哈勒托什肯（Haltoshkon）、舍伊朵拉（Sheydolla）、苏古特（Soget）、古丽巴萨尔（Gulbasar）、卡帕克（Qapaq）、颇尔塔什（Portash）、康是瓦（Kengshiwe）、玛乐衮萨伊（Malghunsay）、玛乐衮达尔（Malghundar）、沙特勒克大阪（Shatraq Dawan）、塔特勒克布拉克（Tatliq Bulaq）、加萨特大阪（Jeset Dawan）等地原有地名。
沿途，我详细调查、询问当地工作养路工人、农牧民原有地名，记录下了新疆-西藏公路698公里路标处，进入西藏境内前的全部地段原有地名。
进入西藏境内，我们落脚的第一站是被汉人称为‘杜马（Doma）’，唐古特名为‘热土’（Reto）的县城。
（新疆——西藏）公路，在坐落于西藏尼泊尔边界的颇兰县（Polan）境内的1465.6公里处到达终点。这条公路（大多地段）空气稀薄。感觉头晕、腿软、吃不下饭对工作在这条公路上的养路工是家常便饭。
工会负责人阿卜杜拉卡迪尔∙玉素甫（Abdulqadir Yusup）、医生再伊敦∙阿訇（Zaydun Ahun）介绍公路及养路工的情况时，对我说：“这条公路是在古老的拉达克老路的基础上修建的，1958年正式建成通车。负责养护公路的养路总段是在1963年成立的。路主要是由劳改犯人修建的。一开始有近400名临时工负责公路的养护。后来等公路升级为国家级公路后，开始安排正式职工养护。在这条公路工作的人，眼睛因高原缺氧充血而变红，皮肤因长期紫外线照射变黑。尽管工人们带着眼镜、手套，穿着毡筒、皮大衣上班，但还是不行。这条路上的工人每年上7个月的班，休息5个月。”
在叶城县拿100元工资的养路工如果来这高原工作，可以拿到200元工资！沿路养路工98%为民族，2%汉族。2%的汉人绝大部分在叶城县养路总段当‘干部’、‘技术人员’、‘会计’‘出纳’、‘服务员’、‘保卫人员’、‘计划员’、‘采购员’、‘仓库管理员’、‘宣传员’、‘老师’、‘培训人员’、‘组织人员’、‘队长’‘指导员’等等。
在这空气稀薄、寒冷公路干养路的工人寿命不会超过50。但对于没有其他就业机会的失业者，不干这活，又能干什么呢？
这条公路平均一昼夜要通过170辆车。因为车祸、人员伤亡，军车事故而发生冲突也不鲜见。
传遍叶城及全自治区的‘牦牛事件’就是这些冲突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3， 血溅崖 （Qan Qirghaq）（牦牛事件 Qotaz Weqesi）
（1986年10月于叶城县库达（Kode）
血溅崖是1980年8月2日，解放军战士高旭用冲锋枪，射杀20岁维吾尔族养路工阿皮孜∙阿卜杜拉 （Hapiz Abdulla）地方的名称。
传遍全区‘牦牛事件’又称‘高旭事件’就是在这里发生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高旭是原乌鲁木齐军区11汽车团（驻地库车）的士兵，职务是司机。
1980年7月这个团被派到卡拉昆仑山区执行任务。同年8月2日，这个团从卡拉昆仑山返回途中；在由叶城玛扎、色力克大阪区间行驶时，看到了路边正在吃草的一大群牦牛。高旭在同车战友们的提议下，用冲锋枪将一只体格较大的牦牛射杀，并将牦牛肉放在自己的车内，打算将牦牛肉带回部队驻地（库车）。高旭的同伴们（整团指战员）对此事完全知晓！特别是连长、指导员对此战利品非常地欣赏！？
但这牦牛群不是野牦牛，是属于叶城县第二牧场的牦牛，由维吾尔牧民负责在此放牧。当负责放牧的牧民听说解放军射杀了他们负责放牧的一头牦牛并将牦牛肉带上了车后。就骑马走近道来到204道班（也称色力克大阪），向道班负责人阿皮孜∙阿卜杜拉报告。
阿皮孜∙阿卜杜拉和牧民一起来到公路上；将刚由蜿蜒盘山公路驶出，进入道班辖区，藏有牦牛肉的高旭所驾驶的车；使用停车指示信号阻挡下来了。行驶中的整个部队也都停下来了。
阿皮孜∙阿卜杜拉查到高旭车上的牦牛肉后，来到高旭车门前要求高旭将牦牛肉卸下再走。高旭强硬拒绝；并准备发动车强行通过。看到高旭要发动车，阿皮孜∙阿卜杜拉伸出一条腿，站到了车门上，并再次强烈要求高旭将牦牛肉卸下。
高旭疯狂地拿出冲锋枪，对准阿皮孜阿卜杜拉的嘴，扣动了扳机。弹匣里的27发子弹将阿皮孜阿卜杜拉射杀的面目全非。死者的脑浆洒满公路边岩石、草丛，死者的血液染红了公路！
阿皮孜阿卜杜拉的的脑浆、血迹似冤魂路标永远地留在了这高原公路！
‘人民解放军’战士、‘最可爱’的山西人高旭夺走了一位，为他们修路、养路、指示路的维吾尔人年轻的生命！
是因故，还是仇杀？
如果不是仇杀，为什么要用27发子弹将死者打得脑浆四溢、血溅四野，一颗子弹不是足够了吗？为什么要对着嘴射击？为什么要把人打死？
用一匣子弹对着面部将一无辜年轻养路工射杀；整个头部被打飞，尸首不全！这，又将作为新惨案进入我们民族被屠杀的历史！
阿皮孜∙阿卜杜拉的无头惨尸，无声地、凄惨地躺在路边血泊中！
高旭和他的战友们继续高举军旗，像是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般离开了惨案现场！
道班养路工人们被死者的惨状所惊呆。悲愤的养路工们在为阿皮孜∙阿卜杜拉的惨死呼天号地的同时，将死者残缺的尸体抬上车；决定去叶城县找县领导；要求政府出面逮捕罪犯、主持正义。
载有残尸的车驶出道班不久，又有四十多名养路工人加入了愤怒的养路工行列。
等载有尸体的车驶到叶城县城时，伴随死者尸体、为死者鸣不平的人达到了2、3百。
叶城县领导为了避免惨案激起叶城民众的愤怒，将悲愤的养路工连同尸体一起连哄带骗送往了泽普县。泽普县领导也为了避免麻烦，将载有尸体的车和愤怒的民众好言相劝送往了沙车；沙车县同样如法炮制，将悲愤的人群和残尸送往了英吉沙县。
无处诉怨的民众开着载有死者残尸的车，一路哭天号地的走来。被死者无辜惨死枪口而激怒了的人们纷纷加入到了诉冤的行列；到英吉沙时这支队伍增加到了900多。
“到喀什噶尔抬尸游行”、“要求政府严惩凶手”、“血债要用血来还”等口号成为了这些悲愤养路工人的共同口号。
他们昼夜行走将尸体抬到了喀什噶尔疏附县所属塔孜衮乡（Tazghun）。死者阿皮孜∙阿卜杜拉是这个乡的人。
喀什噶尔的军、地民族领导（喀什噶尔专员艾莎∙沙克尔；军分区领导乌拉塔耶夫；新疆——西藏公路总段领导吐拉洪∙苏里坦等30多人）来到塔孜衮劝说群众，最终愤怒的群众在这些民族领导的‘苦苦’劝说下放弃了去喀什噶尔游行的计划。
40多名腰缠白纱，为阿皮孜∙阿卜杜拉守丧的养路工人，被这些民族领导的政府一定会“严惩凶手”、“血债血偿”的话语所劝服，决定静待政府处理结果。
但是，一周过去了，政府方面没有透出任何让养路工人感到安慰的一丝消息！？
因为凶手没有得到及时的惩处，对政府极度失望；惨案在1000多名新—藏公路养路工人、及听说这一惨案的，叶城、泽普、沙车、英吉沙、喀什噶尔的群众中开始发酵；群众中充满对此案负直接责任的人民解放军、不作为人民政府的强烈不满。
这惨案慢慢地在天山南北传开；形成了极端不利于‘军民团结’的形势。
高旭、以及作为高旭一方的解放军领导极力狡辩称：高旭打得是野牦牛，养路工非法阻挡了正在执行军务的解放军；就算军队有错，也应该是通过地方政府解决问题，（而不是直接阻挡军车）。打牦牛是连长的命令，高旭只是执行命令。怎么能说高旭是罪犯？！
死者阿皮孜∙阿卜杜拉的尸体，在喀什噶尔‘显赫’民族领导们宏伟庄严的承诺、甜言蜜语似的劝说下8月1日在塔孜衮乡下葬。守丧的养路工们被迫听从领导的劝说，回到岗位等待政府的处理结果。
阿皮孜∙阿卜杜拉的同事们命名死者遇难地为‘血溅崖’，并在路边为死者竖起了一个纪念碑。来往路过的养路工们都会来到阿皮孜∙阿卜杜拉碑前祈祷；诉说对杀死无辜同事——残暴人民解放军，无力惩处凶手无赖政府，无力实践自己承诺、谎言连篇民族领导的愤怒和失望！
渐渐地阿皮孜∙阿卜杜拉的碑变成了愤怒、失望者朝拜的圣地。
在群众一再要求正义呼声的压力下，养路工人们坚持不懈的强烈要求下；政府最终于1980年10，在喀什噶尔疏附县召开了对被告高旭的公审大会。当审判大会开到要对凶手宣布判决时，一群解放军冲进审判会场抢走了被告高旭！？
法官们没有能阻挡劫持者？！
后来，自治区人民政府在新疆日报发表了由自治区主席司马义∙艾买提签名的文章，文章说：“将凶手从法庭抢走是犯法，要追究劫持者的责任；强调要合理地解决此案∙∙∙ ∙∙∙”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案变旧案，活案变死案；时间为高旭赢得了一切！
到1982年为止，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的军事单位领导不断地‘慰问’、‘送钱、送礼’、‘晓以利害’、‘劝说’死者家属（主要是阿皮孜阿卜杜拉的母亲坎拜尔尼莎等）。最终‘说服’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84年9月（古尔邦节期间），乌鲁木齐军区前司令员肖全夫为首各级领导来到阿皮孜∙阿卜杜拉家进行了细致、有效的‘军民团结’‘民族团结’思想工作。
死者阿皮孜∙阿卜杜拉的母亲——坎拜尔尼莎在1985年8月5日《新疆日报》上发表了：“我非常想见高旭，我要认高旭为儿子，希望政府能恢复他自由。”的讲话。
母亲不得已放弃了对爱儿血债血还的诉求！可怜的母亲以认凶手为养子的凄厉呼声变成了政府、解放军企图平息民族愤怒的工具。
接着，政府在养路工人中开展了平掉阿皮孜∙阿卜杜拉在公路边纪念碑，不竖碑的思想教育工作。并于1984年10月将阿皮孜阿卜杜拉的纪念碑平掉了。对此不满的养路工人们将纪念碑又竖了起来。这样，政府砸，工人竖；重复了好多次。最后，于1984年12月纪念碑最后一次被彻底砸碎，并严令不得重建。
1984年12月，《解放军报》专职记者王建国受中央委派，前来调查此案。
1985年5月，新华社派以桂德忠为首高级记者团来调查此案。然后就是养路工们以电报形式向胡耀邦、余秋里报：“我们对此事的处理结果非常满意”。
至此，在民众中以‘牦牛事件’出名的这一血案，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我悲愤地流着热泪拜访了这一血案发生地。我和惨死者阿皮孜∙阿卜杜拉的同事们一起跪坐在厚厚的白雪中，默默地注视着死者鲜血渗透的那地方， 久久地为死者冤魂祈祷、祈祷∙∙∙ ∙∙∙，阿敏（Amin）！
(没有报道的事件（Elansiz Hadisler）/原作者：尼扎穆鼎∙侯赛因；译者 全文完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