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人权项目博客, 2017年6月1日

艾麦提·卡力曾是第一个给予我警告，在被关进监狱时绝不能问候狱友“艾斯拉姆爱来库姆 (Essalamu Eleykum 愿主赐你平安)”的那个人。那天，我的问候并没有得到回复；我的第一个狱友，用冰冷的沉默回答了我的问候。如果那些关押我的人并没有向我提起这个狱友的身份也如同我一样，是政治犯，那么我也不会对他的反应如此惊讶。按常理，以政治罪名而入狱的任何一个穆斯林，至少都应该知道穆斯林之间的问候是多么重要的。艾麦提·卡力在关押我的刑警离开后，依旧笔直地在牢房门口站了好一阵子，才耷拉着脑袋坐了下来。

四周冲天的潮气，和让人无法忍受的排泄物的气味。牢房非常狭窄，只有坐下两人的炕，而这个坑则是以手枪的形状设计的。在位于手枪扳机的位置，是一个水龙头，而水龙头的下方则有一个洞；弥漫于狱室的熏臭味正是来自于这个洞；很快，我意识到这应该就是所谓的马桶。

艾买提.卡里突然直瞪瞪的望着我说道：“兄弟，你刚才的做法是错的，我们是不应该向狱友致礼问候的；而是应当用汉语先喊‘报告’；然后，再进来。因为那个带你来的警察是维吾尔刑警，所以他没有吭声，要不然他们肯定会把你拽到墙角打你。从大门走过来的这段路程中，多少人打你了？”

我多么希望他不曾问这最后的问题，并暗自恳求上苍别让他人知晓我所经历的一切。然而，那些我独自咽下的委屈和不负，就像波涛汹涌般冲向了我苦涩的喉咙。 “士可杀不可辱”，我宁愿承受身体的伤害和痛楚，但不愿意自己如同畜生一般被欺侮、蹂躏。过去，我虽未经历过牢狱之灾，但也听说过不少有关那些不肯卑躬屈膝的维吾尔囚犯在监狱所经历的酷刑折磨。

就在那个塌鼻的家伙命令我脱下所有的衣服，向对待家畜一样让我弓腰站着，并开始恨恨地击打的臀部时，原以为已经有心理准备的我还是感到了憋气窝火，生生咬破了自己的双唇。做着最坏的打算入狱的我，却还是被这难于预料的耻辱所震惊。

我紧紧地捂住自己的臀部；然而，耳边不断传来的是四周震耳欲聋的嘲弄之声。我的身体因无法承受这极端的羞辱而在愤怒中激烈的颤抖起来，我眼前浮现的只是那些热嘲冷讽的丑恶嘴脸。他们用最肮脏的、如呕吐物一般的汉语词汇辱骂我；且命令我像猴子一样上串下跳、蹲下起来。

在阴暗的灯下，他们的脸苍白如灰；那个塌鼻的汉人就如在我胯下肌肤里找细针一样，一遍又一遍的检查。他命令其手下扳开了我那以最后一点力气、挣扎企图保护我最后仅剩尊严的双手；并狠狠的踹了我好几下。

在让我经历了所有的蹂躏折磨、羞辱之后， 他们扔给了我一套灰色的囚服。我暗自庆幸、松了一口气，赶紧起身穿衣，试图遮挡我暴露无遗的身体私处；同时，心里默念《古兰经》，乞求上苍的保佑。

我不想向艾买提.卡里诉说这难以启齿的羞耻经历；我无法想象自己能够不掉一滴泪，哪怕能讲述一句那段经历。于是我转换话题，问他是什么时候入狱的。

他告诉我，他入狱已经7个月了。但我听到‘7个月’一词那一瞬间，感觉如一只饥饿的猛兽怒吼着向我冲来，准备将我吞入无尽的深渊。 正当艾买提卡里开口说第二句话的时候，头顶上的喇叭里传来了汉语的“是给我闭嘴呢，还是想让我用大粪将你们的嘴巴堵住呢？”的怒吼声。

过了一段时间，熄灯了，洞里传来的恶臭变得更加强烈刺鼻。我和艾麦提·卡力开始小声交谈。

通过交谈得知，我的狱友来自喀什市，离那个我正准备开办的母语学校并不远。他因为试图向当地的学龄儿童传授古兰经知识而被逮捕；他才新婚不久，还有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

我告诉他，我被逮捕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打算开办维吾尔母语幼儿园。他从未听说有人因试图开办母语学校而被捕；所以他觉得我可能没什么大问题，并安慰我说，也许他们会很快释放我。当我告诉他，明天一早他们要带我去乌鲁木齐时，他更果断的告诉我，中国人一定会在不久之后释放我；他解释说，我穿的也并不是黄色的政治犯囚服。

我并没有告诉他，虽然我没有被套上政治犯的头衔，但逮捕我的却是喀什市和乌鲁木齐市的国家安全部队的工作人员。

第二天，在我们偷偷示意着依次祷告之后，艾买提.卡里坐着开始细声念诵《古兰经》；我也尽自己所知，一遍又一遍地默默诵念自己知道的所有经文。

突然之间，一股说不出的恐惧将我如同蟒蛇般缠绕；这无法用言辞描绘的黑暗、潮湿的牢房，如同套在头上的黑麻袋折磨着我，让我喘不过气来。要是我也像艾买提卡里一样精通《古兰经》，那该多好啊，我暗暗想着。

出狱之后，我经常想起我那平生第一个狱友——艾麦提·卡力，他曾告诉我，他的老婆孩子和自己年过七十的母亲一起生活。他因坚信我会被提前释放，于是让我给自己的老婆带个口信。

他说，要是囚犯的配偶提出离婚，是可以被批准申请见面的；他想用这个办法，在有生之年再见自己的爱人和孩子一面。

其实在我入狱期间，我看到每个牢房门口都张贴有用汉语和维吾尔语书写的囚犯人权条例，而且，囚犯被要求每天背诵那些条例。

那些张贴在牢房门口的人权条例明确规定，囚犯拥有被亲属探视的权利；然而，在现实中，这些权利被肆意践踏。

更令人遗憾的是，我并未像艾麦提·卡力所预料的那样被很快释放；反而，在监狱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因而，我不知道，在他被判无期徒刑行前，他是否已如愿见到了自己的家人；我念念不忘何时可以亲口转达他对其母亲的嘱托。

终于，我打听到了艾麦提·卡力的村庄；那天，当我到达艾买提.卡里的村庄时，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正在村委会大院开会。

当我迈步靠近村委会大院门口时；一个持枪的人向我走来，质问我为何而来，并要求我出示身份证。

我很清楚，无论是出示我的身份证、还是告诉他我是受艾买提.卡里嘱托而来，都将置我于极其危险境地。

如果我出示身份证，他只要用手里的电脑查询我的身份证号码，他就会发现我曾入狱；那么他会将我再次关押起来。在出狱之后的大概十几天内，我早已经经历过这样的磨难了，且遭受了不少的屈辱和折磨。

无奈，我向警察撒谎说自己是隔壁村下乡的工作人员，是在等人。因为我知道，想要走进村委会大院，无论是谁，都需要出示身份证件。所以，我只好装作是在等人，以此为借口在村委会大院门口晃荡。

村委会大院里的苹果舞集体演出结束后，开始了个人的单独表演。

一个巡逻的警察告诉我，这些个人单独表演的是上了政府黑名单的家庭。

于是我问他，在这些单独表演家庭中，是否有一个叫艾买提.卡里的人的家人。这个皮肤黝黑的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之后，手指着院内说到：“艾买提.卡里就是那个台上老女人的儿子。”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舞台上是一个七十多岁、浓妆艳抹、耳边插着假花，以及身着与她老迈年龄极不相符的、红色舞蹈裙的一个维吾尔老妇人。

艾买提.卡里的老母亲紧紧地咬着其双唇，孤立地、默默地站着；她那年迈、瘦弱的身躯，明显地颤抖着；她极其不自在的手拿着麦克风，颤颤巍巍地说道：“今天，我为大家唱一首‘解放的天地’这首歌。”

除了舞台上几位领导以及台下几个观众的寥寥掌声之外，全场是死一般的寂静。

台上艾买提.卡里的老母亲尽其所能试着开口演唱；老妇人的嘴唇在抖动，一次、两次、三次 ……，始终也唱不出一句歌词。

突然，艾买提.卡里的母亲举起其右手，开始歇斯底里的抽打自己的耳光，并哭喊着吼道：“我这该死的，我为什么就不能一死了之呢？我该死呀、我该死，我因自己是一个人而该死！我因为给予了下一代生命而该死！”

看到这突然发生在眼前的凄惨一幕，我满眼泪水、紧紧的咬着牙，极力控制着自己，害怕洪水般冲来的悲愤冲垮我的身体、而一发不可收拾。

我定定地望着身边紧握着枪，身着黑色制服的警察；我知道，这一刻，我要是迈步冲向他手中的枪，他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开枪射杀我；这也是我这一生中，唯一一次，我想迈而没能迈出的一步。

翻译者：尼克，原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部发布的维吾尔语版本文章可以在这里阅读：http://www.rfa.org/uyghur/xewerler/kishilik-hoquq/kamerdash-03212017220439.html?encoding=lat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