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帝温家宝》在香港出版
来源：多维新闻，2010年8月16日
【多维新闻】酝酿已久的《中国影帝温家宝》16日在香港出版，作者余杰在新书中揭开了温家宝一贯所表现出的温和、亲民形象的面纱，并称其并非如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中国民主的推动者。
综合媒体8月16日报道，著名异见作家余杰批评中国总理温家宝的新书《中国影帝温家宝》在香港如期出版，出版人指没有受压。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之子，曾酝酿出版李鹏《六四日记》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人鲍朴表示，“没有受到任何压力或干预”，印刷厂将于下午运送新书，此书可以如期出版。此书由田园书屋经销，鲍彤作序，题为《虚拟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
书中收录了过去5年来，余杰对温家宝任中国总理的政绩与政策所作的分析与评论，涉及外交、经济、文宣、教育、民生等领域。他批评温家宝“表里不一、言行不一”，作为中国权力阶梯上第二号人物，在中国处于历史紧急关头时，没有作更多努力推动体制改革。
余杰认为外界和中国许多人认为温家宝总理开明和人性化，属于中共体制内的温和派、改革派，实际上是误解。“他在公开场合，包括在国外访问时都做出很开明、亲民甚至对普世价值和民主制度也有认同的表达，但是在国内政策上却截然相反。”温家宝2003年任总理至今，虽然没有污名化民主，却也没有做什么有益于推进民主和体制改革的实事。
所以，他说这本新着批判的不仅是温家宝的“言行不一”和“在中国处于船将出三峡般的历史关头作为总理的不作为”，也涉及更广泛的体制问题。
他指出，中国“国进民退”日趋严重，国有企业势力和政府权力与日俱增；法制倒退和司法不独立致使公民权利不断被侵、公民财产被掠及维权律师受到变本加厉的打压；教育经费近年来未增加，军费却以每年超过2位数的速度上升。
而在中国，虽然决策的核心是中央政治局九个常委，但一个人单枪匹马并不能成大事，个人和体制之间有互动，而有作为的领导人可以使体制的弹性较大。“所以我会较高地评价胡耀邦和赵紫阳，而温家宝显然不是那样的政治领导人”，他说。
余杰还解释他之所以选择总理温家宝作为新书的标题和批评目标，一是希望纠正外界和中国不少人对他的人性化行为、温和派和改革派形象的“误读”，同时也希望以此表明，在现代社会里，一个公民和纳税人批评作为首席公务员的总理应该是“天经地义”，是言论自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表示希望十年后，中国百姓写文章批评总理、主席，不再是争取言论自由类的新闻素材。
此前，余杰此书将出版的消息传出后，北京警方曾传讯他4个小时。之后余杰在微博上说，警方警告他，温家宝不是普通公民，是国家总理，批评他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是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并威胁他可能被判与刘晓波同样重刑。
现年36岁的余杰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有“内地李敖”之称，13岁开始发表小说，其中多部获奖。代表作有《火与冰》和《香草山》等。除了文学创作外，余杰还撰写大量评论文章，抨击中国一党专制制度，呼吁民主与言论自由。
鲍彤：虚拟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
中国的公民之所以关注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人，是因为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领导手里。千家万户对领导都有所求──请求领导过问拖欠的工钱，请求领导制止官商勾结的暴力拆迁，请求领导把自己党内的腐败「领导」好，请求领导别再「领导」老百姓的事，别再管老百姓听什么歌，看什么戏，什么书报不准出，哪些网络必须封，等等。
作家余杰写作和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无非是批评领导，无非是对领导抱有希望，无非是想知道领导人到底有没有正视而不回避摆在他们面前的、非解决不可的重大社会问题。有没有决心从善如流，实施宪法，使中国在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方面获得实质性、制度性的进步？如果对领导绝望，还会浪费笔墨吗？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批评。这些批评的言论，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绪和要求。我看这种情绪和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真正能够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
到底是共产党为实现理想而建立，还是理想为解释共产党的领导权而存在？虚幻与现实，谁为了谁，这个根本问题，到了公元二○一○年，竟然谁也说不清楚了。但据说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面党的领导是「公仆」，所以连斯大林也认为：对自下而上的批评，只要有百分之五的正确性，就应当欢迎；如果要求批评者百分之百正确，那就没有自下而上的批评了！
「自下而上的批评」是文明社会的家常便饭，但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却是难上加难的大难题。斯大林的话对中国显然没有约束力。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特色，主人和公仆的关系与众不同，即便如此，查来查去，中国的宪法、刑法、民法，都没有说过公民批评不得党国领导人。
六十年前流行过一句话，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一九五三年出过一个「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事件：一位曾经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共产主义者，压制一位专科学生的批评，中共中央发觉后，给了他留党察看和撤销部长职务的处分。此事被立即通报全国，要求全党高级干部，务必倾听来自人民群众的批评，不可因身居高位而批评不得。
现在流行唱红打黑。正是毛泽东本人，在七大会场上，请求大会批准，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列为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标志。须知有无「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区别真共产党和假共产党的标志。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共产党，是真；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共产党，是假。
乐意为《中国影帝温家宝》作序
《中国影帝温家宝》不能在大陆出版，准备到香港出，但是作家受到警告，香港也不许出。警方的逻辑是，领导人不是普通人，批评领导人就会成为很严重的刑事案件，很有可能像刘晓波那样判重刑。
警方的逻辑是现实的逻辑，但这是小题大做，起码是帮倒忙；说得严肃一点，是替和谐开倒车；用法律语言来说，这是非法的、违宪的。我希望警方悬崖勒马，迷途知返──现在还来得及。也许毛泽东当时说「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意在表演，但一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而载入史册，受党领导的警方就不应该把它视为儿戏。文明的进步需要积累，昨天和今天的表面文章，说不定就是明天保护人权的具体现实。
对公民的批评，需要党国领导「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用不着紧张，用不着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力量来「维稳」。
我很乐意为《中国影帝温家宝》作序。因为中国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言者无罪的虚拟世界，一个是言者有罪的现实世界。领导和被领导，大家都在矛盾中间过日子。为了解决矛盾，首先需要指出矛盾。二百多年前，安徒生用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衣》向欧洲人指出了矛盾。现在同样需要有人向中国人指出矛盾。余杰先生作了勇敢的尝试，这本书也将因此成为检验中国的药剂。如果从此以后，言者真的无罪，党国领导、省市领导、县区领导、乡镇领导，真的成为公民有权批评的对象，公民真的有了批评任何官员而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本书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