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观察:”一国两制”, 到头来”都是我的错”
德国之声, 2019年1月4日
蔡英文表示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时评人长平指出,从西藏、香港、澳门到台湾,无论是否接受、如何实践“一国两制”,最后“都是我的错”。
(德国之声中文网)美剧《指定幸存者》中有一个情节:趁着国难当头,密歇根州长实施种族主义政策,隔离和虐待穆斯林公民。临危受命的总统不得不强行干预,甚至逮捕州长。那位州长所干的事情,其实就是很多专制国家的常态,比如今天中国新疆的”再教育中心”。他想要的就是”一国两制”。
从逻辑上说,在”一国两制”框架中,中央民主制+地方专制模式更容易被接受。剧中的美国已至国将不国,但密歇根州长”两制”梦想仍然不能得逞。而现实世界,”一国两制”模式大多是中央专制+地方民主,比前者更能难以契合,其中最知名的例子就是中国与香港。未来的历史研究者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全世界的政治家还不如好莱坞一个编剧,竟然认为”一国两制”模式是一种可能存在的政治选项?
2019年新年伊始,得益于习近平对台讲话提供的机会,在台湾的选民认可度几乎从民选领导人变成了”指定幸存者”的蔡英文总统又一次演绎”铿锵玫瑰”,为历史留下一句斩钉截铁的判决:”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绝大多数台湾民意也坚决反对’一国两制’,而这也是’台湾共识'”。
现实与虚构:《指定幸存者》剧照
“一国两制”自古以来就是殖民之道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不承诺放弃武力”配方不是习近平的发明,” 一国两制”更不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殖民者都在尝试这种模式。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汉人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核心。1949年以后,中共在新疆、西藏、内蒙、宁夏和广西都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这种模式的自然传承。
这种模式的存在有个前提,那就是强大的中央政府,以武力威胁控制着民族关系的稳定。一旦国力走弱,边疆的少数民族就可能进犯中原,甚至取代中央。在此极端事件发生之前,边疆地区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和平安详,对威胁和控制的反抗一直都在进行着。
1949年以后,中共第一次以文件形式实施”一国两制”,是对西藏的”和平解放”。经过一系列武装冲突滞后,西藏代表团与中央政府代表进行了协商,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即《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西藏回到中国,达赖喇嘛及班禅喇嘛的原有地位不予变更,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也不变更,寺庙所享有的特权和经济收入不予变更。这些内容,实质上等于”一国两制”。
对于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构想,祖师爷是毛泽东而非邓小平。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就曾提出,如果台湾愿意和平统一,将来也可以不改变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
“一国两制”的首次试验:1956年毛泽东接见班禅(左)与达赖喇嘛
专制政治下有多少民主空间?
邓小平主导的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一国两制”有了一个明确的当代内涵,那就是指中央集权控制之下,让部分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其具体的含义是市场经济、政治民主、司法独立和文化多元。
香港人至今最大的抱怨仍是中共未能兑现”一国两制”的承诺,很多人都不能明白,一旦”两制”的主要内涵变成专制与民主,那么这种模式根本就不可能成立。所谓兑现承诺,不过是一方公然行骗、一方自欺欺人而已。
我曾经多次谈到,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专制政治下有多少民主的空间?它不仅是香港人、澳门人和台湾人要思考的问题,中国人一直都在梦想和试验。最令人着迷的一种转型模式是:上层专制,基层民主;整体专制,局部民主;由下而上,从小到大;先局部后整体,最终实现全面民主。
因此,很多人对中国基层民主投入巨大的热情和幻想。中国法律早已规定,中国内地近50万个村实行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及村长由村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官方甚至还主动试验或者默认过乡长、镇长直选。1998年,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6,000选民一人一票选举出”新中国”第一位直选乡长。随后,深圳等地也进行了类似试验。
如果说这些都是上面允许并操控的试验,那么广东乌坎反抗则是另一个故事,是村民誓死抗争、当局被迫接受的一个新的试验。
所有的这些试验都得出一个结论:民主与专制势同水火,”一国”岂容”两制”?
试验失败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又一点是共同的:都是被试验者的错。西藏是因为达赖喇嘛”叛逃”了,香港是因为年轻人激进了,中国大陆是因为基层太腐败了。相信我,假如台湾也接受了”一国两制”,你们也一定会犯错误,让北京收回承诺的。
那么不接受呢?眼下,不接受”一国两制”,就是蔡英文犯下的最大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