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维吾尔 | 伊利夏提:我也谈毛泽东

聚焦维吾尔 | 伊利夏提:我也谈毛泽东 喀什噶尔的维吾尔人看到人民广场那巨大毛泽东雕像头上和挥着的手上总是落着一群鸽子,满头满手都是粪便。

似乎,每年一到年底,中文世界都要进入对毛泽东的是非评价争论。当然,中共政权,毫不掩饰其保政权目的;因而,近年来是越来越高调纪念毛泽东冥诞。中国境内民众当中对毛泽东的崇拜狂热,更是令人惊诧不已,难于理解。海外也是不甘落后,对毛,有严词否定的,也有公开赞美的,还有不少是假装批评却暗中歌功颂德并羡慕的。

毛泽东,就如他自己承认的、毫无疑问是如秦始皇一样的一个专制帝王、独夫民贼,更是一个屠夫、杀人魔王!然而,自他死后,无论是在中国政府公务员当中、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还是普通民众当中,对毛泽东的评价争论不断。

毛泽东在其统治期,给中国及东突厥斯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伯特(西藏自治区)、南蒙古(内蒙古自治区)等殖民地带来的灾祸,罄竹难书。然而,为何这么一个杀人魔王,还能被其奴役民众及其后代顶礼膜拜,当神一样崇拜?

我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是一个经过专业训练的科班出身历史学家,无法以深奥的理论去探讨、解释中国人这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现象;但我是一个追求独立、自由和民主的、并经历过毛时代贫困和民族压迫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我应该有资格,以自己的生长经历和我周边维吾尔人对毛的态度,去对比揭示这一现象背后的文化影响。

我第一次知道毛泽东,是我在曲鲁海上小学的时候。

1968年初秋,我六岁刚过一点,爷爷送我去曲鲁海乡小学上学,开始了我步入社会人生的第一步。那时的维吾尔语教学,使用的是新文字(拉丁字母维吾尔文),课本第一页是毛泽东的画像和 “毛主席万岁”的维吾尔新文字口号(除了“万岁”其他都是汉语拼音照搬);第二页,记得是毛泽东和林彪站在天安门城楼的画像;课文大多数是维吾尔语夹杂汉语拼音的毛泽东语录,和少量维吾尔作家歌功颂德毛泽东、共产党的吹捧文章。

第一天从学校回来,我问爷爷,毛主席是谁,如果他是红太阳,那还有其他的太阳吗?爷爷环顾四周,然后低声对我说:“他是另一个蒋介石“说完,又紧张地四顾一下叮嘱我说:“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说,会给爷爷带来麻烦;他是汉人的领导,不是我们的。”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展开的时代;尽管村里只有一个汉人——公社李书记;但村里一天的生活,不是如共产党到来之前的过去,从清真寺唤礼塔呼喊礼拜之声开始,而是从大队部门前大喇叭一大早的《东方红》,和对毛泽东的维吾尔语夹杂汉语的颂扬开始。

村子里尽管有震天响大喇叭呱每天声嘶力竭的宣传,和学校课本枯燥干巴巴毛泽东语录的每天强制灌输,但因为曲鲁海乡天高皇帝远的地理位置,加上根深蒂固的伊斯兰信仰对个人崇拜的禁忌,当时村里的维吾尔人对毛泽东的认识,也只是另一个蒋介石;至于红太阳一说,对于穆斯林来说,那只能是狂妄之人的不自量力。

那时的曲鲁海乡维吾尔人,和东突厥斯坦其他各地绝大多数维吾尔人一样,对毛泽东,既不崇拜,也不热爱;在当时的恐怖氛围中,只能选择敬而远之。而且,大人们根据经验知道,谈论毛泽东必须小心,否则就有可能祸从天降,连累家人;因而,乡里的大人都喜欢以阿布都拉老人的不幸遭遇,一再叮嘱我们小孩子,不要谈论毛泽东。

阿布都拉(Abdullah)老人,是曲鲁海乡出了名的炒制莫合烟的高手,有一天,他炒完莫合烟找不到东西放,就顺手拿起一张毛泽东画像,将莫合烟倒在上面;这时正好有要卖莫合烟的人进来,看到毛泽东画像上的莫合烟就问阿布都拉老人在干什么,老人半开玩笑说:“毛主席喜欢抽烟,我让他品尝一下我们维吾尔人的莫合烟。“那人笑了笑,拿上莫合烟走了。第二天,阿布都拉老人就被县里来的几名公安五花大绑抓走了。

后来乡里人传说,阿布都拉老人被判了重刑;自那以后,乡里人更是小心翼翼,尽可能避谈毛泽东。当然,当时的乡里的维吾尔人,包括我在内,只知道毛主席,不知道毛泽东。

后来,我到哈密铁路上汉语学校,学会了唱“我爱北京天安门“、”东方红“,也开始理解歌词;觉得很奇怪,人怎么可以自比太阳呢?看汉人同学、老师,那可是发自内心的唱,而且非常地投入。

那是,在铁路上,无论我到那一个汉人同学家,进屋正面墙上都是毛泽东的画像,有的家庭不止一副;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论是我童年时期的曲鲁海乡,还是稍微长大后的哈密铁路地区,绝大多数维吾尔人家庭,没有毛主席像。

我们家,也只是在铁路领导家纺指责我父亲没有挂主席像之后,父亲才买了几张毛泽东像挂到墙上,也只是为了应付不惹麻烦,而且也不是挂在进门正面墙。

我的感觉,哈密铁路上的汉人,大多数都对毛泽东非常热爱、也很崇拜;而铁路上的维吾尔人;尽管也有热爱毛泽东的,但数量仅限于一两个劳动模范;然而,包括他们在内,绝大多数维吾尔人根本不崇拜毛泽东。

而且,维吾尔人当中,伴随反抗殖民侵略起义烽火的不断(如1969年8月喀什噶尔的阿洪诺夫、米吉提司令领导下起义);讽刺挖苦、嘲弄毛泽东及其文化大革命的各类隐晦故事传说一直未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末期;其中之一就是只有维吾尔人明白的毛泽东外号,“放鸽子的麻木塔洪(Mamtahun Keptarwaz)“,是由喀什噶尔广场上的毛泽东雕像而来的。

据说,喀什噶尔的维吾尔人看到人民广场那副巨大毛泽东雕像头上和挥着的手上总是落着一群鸽子,满头满手都是鸽子粪便,就暗中将毛泽东称为放鸽人;在维吾尔语里,放鸽人——Keptarwaz带有明显贬义,意指一天到晚不做正事而惹是生非的混世魔王。

可以说,毛泽东,对普通维吾尔人而言,是一个外来者、是异族;对保持虔诚信仰的维吾尔穆斯林,如我爷爷、父亲而言,他是试图摧毁其信仰的、不自量力挑战摩西圣人的又一个法老;对维吾尔精英而言;他是一个侵略者、是殖民者;当然,对泯灭良心、背弃信仰的维吾尔势利者而言,他是升官发财的路。

维吾尔人的信仰、文化和传统决定了,任何维吾尔人,甚至是那些迎合侵略者、吹捧毛泽东的,都不可能崇拜毛泽东。因为自小铭刻在其心里的伊斯兰信仰、维吾尔文化底蕴和突厥民族传统告诉他,毛泽东不仅是一个外来者,而且是一个试图践踏维吾尔文化、信仰和传统的魔鬼、侵略者,怎么可能崇拜呢!

维吾尔人不屈的百年历史一再地证明:信仰,尤其是一神论信仰,不仅是人类坚定地追求独立、自由意志的不竭源泉,更是战胜奴才心态、被虐情节,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之不可或缺的精神武器。

当然,中国殖民政府可以通过恐怖屠杀、种族灭绝政策,强制维吾尔人挂领袖像,赞美毛泽东,就如文化大革命做过的;但铭刻在维吾尔人心里的坚定伊斯兰信仰,对维吾尔民族文化的自豪感,涌动于血液里的对独立、自由和民主理想的追求,决定了维吾尔人永远也不可能崇拜殖民侵略者,无论其为毛泽东、还是习近平。

每一个普通维吾尔人自小由他的信仰知道,强大如埃及法老,因挑战造物主而葬身红海的故事;也见证了不自量力毛泽东,自比红太阳,死后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成为任人摆布的僵尸一具下场;当然也坚信,狂妄之徒习近平,尽管试图比肩屠夫毛泽东,但也早已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他的下场不会比毛泽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