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志杰／被消失的新疆——我在中国见证的日常
报道者, 2018年11月1日
有一个笑话说，第一个中国太空人登上月球时，竟然发现已经有维吾尔族人在那里卖羊肉串了，由此可见维族人颇有做生意头脑，以及足迹遍布整个中国甚至更广。
但现在，要在我所生活的城市，吃到正宗新疆人烤的羊肉串，已经几乎不可能。仔细回想，这样的情况持续时间差不多已经有两年。我个人的旅程和消息所及之处，状况也是如此。
最近一段时间，全世界都关注到了新疆的「再教育营」，但几乎所有讨论都忽视了一个前提——如果维吾尔族人仍然可以在全中国的范围内自由出行甚至自由出境，那么无论多么严苛的集中营，都不可能将他们「一网打尽」。
烤羊肉摊消失的原因，不仅仅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以拆除违建的名义，驱赶「低端人口」——虽然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必定受到波及——各地政府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在当地的住宿都采取了严格的限制。
这一年多来，中国对于宾馆的入住要求愈发严格，除了每一个入住者都需要查验身分证之外，通常还要经过人脸识别系统的审核。但一个维吾尔族人，即便是拿着本人的身分证，想要随意在外省的宾馆住宿，也会被告知：「请前往指定接待的宾馆。」如果工作人员「不慎」收下了维吾尔族客人，那员警很快就会出现在大堂，然后要求宾馆每天安排人去派出所报告这位住客的动向。
那如果想要透过租房的方式长期留宿在外地呢？恐怕结果是，房东会联络维吾尔族租客说，自己的房屋有别的用处，愿意提供一笔不错的违约赔偿，请他尽快搬离。当然，房东并不是真的要拿房子派什么用处，只是接到了「有关部门」要求清退若干特定少数民族租客的通知。至于节外生枝产生的赔偿，也只能由房东自己「买单」——以上这两种状况，目前并没有流出的「红头文件」可以佐证，但确实都在我身边的亲友身上发生过。
于是乎，在中国各大城市，市民们已经很久没看见戴着白色的帽子贩售羊肉串或者切糕的「新疆人」了。
汉人社会对维族人权被剥夺无感
一位前往清真寺早祷的维吾尔族人。（摄影／AFP PHOTO）
2008年，我的一个朋友去北京看奥运会，收到入住的连锁宾馆发来简讯，其中强调不欢迎新疆人、西藏人入住，朋友吐槽宾馆怎么可以发出如此「政治不正确」的内容。但总体而言，对于维吾尔族人被事实上剥夺了自由出行的权利这件事情，汉人社会是无感的，甚至有一部分是支持的。
在中国的大部分城市里，生活环境几乎完全是汉人的世界。对于长相、穿着、口音都和自己不同的维族人，汉人通常会想到两个词，一是能歌善舞，二是民风彪悍，虽然有刻板印象之嫌，但也不能说完全错误。
我的一位同学就曾说起，大学里与她同班的维族女同学总是很不愿意参加同乡会的活动，因为去了常会被同族的男生霸凌，回寝室时，往往已经哭红了双眼。
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很多城市，都存在维吾尔族的盗窃团伙（注）。汉人关于他们的说法是，「身上都带着刀」、「偷得到就偷，偷不到就抢」。因为忌惮，人们即便看到新疆籍小偷行窃，大多也不敢「见义勇为」。我自己就遇到过，陪女友逛街，差点被维吾尔族女子盗窃的经历，虽然碰巧发现，但对方几个人嘻嘻哈哈全不在意，女友却因为我「表现懦弱」，发了好大一通脾气。
对于城市里的治安问题，汉人们常常责怪警方处置不力，造成了这种恐惧的加深，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是2012年的「天价切糕（维族人称玛仁糖的特色食品）」事件。2012年前，汉人中就流传着维族人不诚实经营的说法，诸如买切糕之前，对方说×元人民币一两（50克），切完又改口说×元一克，不掏钱就可能被一群维吾尔族人暴力胁迫。
2012年12月3日，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发布微博称，「村民凌某在购买新疆人核桃仁糖果（指切糕）时，因语言沟通不畅造成误会，双方口角导致肢体冲突引发群体殴打事件」。最终，凌某需承担的各项赔偿总计为15.2万元人民币。在那个「围观改变中国」的年代，网民们相信，官方的消息证实了「天价切糕」这一传说的存在。
不管当时是非曲直，现在无论你是想要吃地道的乌鲁木齐羊肉串，还是对贩售切糕的维吾尔族商贩心存忌惮，他们似乎突然在汉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
「王胡子」又回来了？
流散在全国各地的维吾尔族人无处可去，再加上他们不容易申请到护照出国，最终只可能有一个选择——回到新疆。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中国政府应该早就规划好了整盘棋——待他们悉数回家，进行「集中管理」，或者说「一网打尽」。
从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开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和「五大山头」（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的「一把手」一样，位列权力最中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现为25人，其中包括7名政治局常委），属副国家级领导人。2016年8月，原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张春贤退出权力中心，之前主政西藏（图博）的陈全国，调任新疆。
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曾撰文指出：「陈全国将检查站、派出所、装甲车和不间断巡逻的网路系统带到了新疆，这一套是他此前在西藏任职期间完善的，共产党相信他在那里使一个难以驾驭、对共产党的统治感到不满的族群平息了下来。陈全国在新疆上任的第一年，已经招募了数以万计的新安保人员。」
几年前仍是张春贤主政之时，我曾去过新疆。大巴车进入乌鲁木齐时，全车人要下车接受安检并检查身分证，安检的队伍排得很长。但可以明显感到，对汉人的检查相对较松，通关速度要比少数民族快得多。
一位汉族的处级干部曾跟我讲起一件「趣事」：有一次自己随南疆的一位地区行署专员出差，在机场安检时，属下这些汉族官员都快速通过，但作为少数民族的专员则被留下仔细检查，「虽然专员什么都没说，但他心里肯定是不高兴的。」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巡逻的警察。（摄影／AFP PHOTO）
如今再看，当初的那些安保措施，实属「小儿科」。如今走在乌鲁木齐的街头，每隔几百米就可能遇到盘查身分证的员警，不带身分证出门很可能寸步难行；维吾尔族人购买的菜刀上，需要打上有身分信息的QR-Code；手机上则必须安装政府所指定的监控软体；街头装满了监控摄影机，仿佛布下了天罗地网。在这些事情上，海外媒体的报导和我们在国内看到的新闻、听说的「小道消息」是可以互相映证的。
被不少海外人士呼吁美国政府对其实施制裁的陈全国，让很多人想起了绰号「王胡子」的王震。王震是中共开国上将，1950年率部队占领新疆。作为邓小平时代的「八大元老」之一，在天安门事件中，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他属主张武力镇压的强硬派。王震主政新疆时期，同样以铁腕著称，以至于流传着当地人用「王胡子来了」，吓唬不听话小孩的说法。
一位出生在乌鲁木齐的朋友，曾以怀念的口吻说，「王胡子一拍桌子就喊杀，让维族人没脾气。」一直以来，都有人认为在新疆应该延续王震的铁腕政策。如今，很多人在陈全国的身上，依稀看到了「王胡子」当年的影子。
但全国范围这么大的一盘棋，并不是陈全国一个人所能决定的。他也只不过是待中国各地将维吾尔族人驱赶回原籍全面完成之后，在新疆一地冲锋陷阵的「马前卒」而已。
各种软硬兼施的政策，却水土不服
新疆在清代再次并入中国版图，乾隆特意为乌鲁木齐取名「迪化」，意为「启迪教化」。虽然期间有一段时间，新疆脱离中央政府控制，但掌握当地的军阀如盛世才等，也并非维吾尔族人，大多是汉人，也有同为穆斯林的回人。中共关于统治新疆最初的想法，恐怕主要是扩大版图（占全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还不涉及后来常被提起的资源问题——塔里木油田的勘探和开发是198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较早的克拉玛依油田也是1955年才发现的。但将汉人移民到新疆以稳定边境的政策，却是贯穿始终的。如今在北疆，汉人已经从「少数民族」变成了「多数民族」，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人口只有12%左右。
我曾询问过一些人，新疆有没有当地的汉语方言，得到的答案均是否定的，因为在新疆的汉人来自全国各地，至多只有一些当地特殊的表述方式，比如问路时，对方回答「一直往前走」，「直」字的发音长短，表示距离的长短。
这些年来，汉人坚持认为是自己帮助了新疆的发展（就我所见，当地的公路网确实修得不错），但很多维吾尔族人则始终认为自己被汉人掠夺去的资源更多。各持己见的思维定式，让两个民族无法真正互相理解。
当然，中国各个少数民族之中，都不乏中共的铁杆支持者。在我们这些外人看来，在南疆不同民族的官员相处得颇为和睦。有人问一位维族官员，你们维吾尔族人都是穆斯林吗？他回答说：「我从10几岁就开始当兵，有30几年党龄，你说我怎么可能信那个？」但也有汉族官员私下说，虽然看起来彼此关系不错，但民族不同所造成的隔阂始终存在，维吾尔族的共产党员、干部私下信教的情况也不少见。而当地医院的心理医师则透露，遇到过不少维吾尔族党员干部前来咨商，因为「被同族认为是『维奸』，心理压力很大」，甚至担心受到报复伤害。
在少数民族政策上，中国政府很长一段时间采取的是软硬兼施的措施。一方面，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之下，汉人对于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和维吾尔族从来没有百分百的放心，始终暗中提防。另一方面，出于宣示「56个民族大团结」的需要，在高考（类似于台湾的学测）等方面，给予了少数民族以优待。此外，因为「民族宗教问题无小事」，所以以往对于诸如盗窃等刑事犯罪，打击也并不十分严厉，以至于又招致汉人社会不满。
回溯之前的轨迹可以看出，中国政府至少在4、5年前，仍然有某种「怀柔」的想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的中学校。（摄影／AFP PHOTO）
2014年5月26日，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南疆全面实行高中阶段免费教育」（即12年免费教育）。而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除了西藏以外，即便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义务教育也只覆盖9年。
但是政府的政策，往往并没有戳中维吾尔族人的痛点。以12年免费义务教育为例，其实很多维吾尔族家庭，子女较多，不太可能让孩子念那么久的书。
即便是旨在促进民族融合的学校里，不同种族的同学可能会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但还是可以轻易地发现，汉族和维族学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两个不太往来的团体。而在同一所学校，汉族学生考试60分及格，维族学生只要30分就能及格。这样的状况，既让汉族学生觉得不公平，也让维族学生因自觉被歧视而不满。
再比如，在全面开放二胎政策之前，政府就允许南疆的维吾尔族家庭生育3个子女。但是，「超生」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对此，相应的「惩罚」措施是，超生的子女不允许上户口、办身分证，但这样反而又造成了更加混乱的对人口失去控制的状况。即便遇到官员前来查验人口，在家的子女拿出其他兄弟姊妹的身分证，汉族官员通常也无法识别。
七五事件结下「血仇」
在陈全国之前，两任主政新疆的官员王乐泉和张春贤，并没有祭出太过激的手段。
2009年造成至少197人死亡的「七五事件」，发生在王乐泉的任上。1995年开始主政新疆的王乐泉是山东人，曾有与之长期接触的人士对我说，王乐泉人很好，每次都是价格不菲的好酒好菜招待他们。
「七五事件」之前，广东省韶关市发生一起斗殴事件，起因是维族人骚扰汉人女子，有两名维吾尔族人在斗殴事件中丧命，这引发了维吾尔族人在乌鲁木齐举行街头示威。但当地政府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甚至在官员中流传一个说法是，「『七五事件』发生时，王乐泉正在和他的山东老乡喝酒」。他们认为，维汉间的杀戮和报复，造成了数百人的死亡，让两个民族之间结下了「血仇」，更让新疆的情势急剧恶化，王乐泉难辞其咎。
一位维语很好的汉族官员曾告诉我，自己出生在南疆，从小和维吾尔族孩子一起长大，很长一段时间里，汉族人、维族人互相到对方家里吃饭，都是很平常的事情，穆斯林也不会特别在意汉人家里的伙食不够「清真」。但在「七五事件」之后，一切都变了。虽然见面彼此还会寒暄，但是作为汉人和维吾尔人的自我认同变得十分强烈，到对方家中吃饭这种事变得无法想像。
2010年，张春贤从湖南调任新疆。我去新疆时，官员中对于他诟病最多的是2014年2月开始推行的「下基层」活动，要求20万名机关干部分成3批，到最基层蹲点，「一竿子插到底」，每批为期一年。
中低阶的官员，对这样一项「讨好中央」的做法提出了不少批评。比如下乡的初衷是希望干部深入维吾尔族群众，缓和矛盾，但很多汉族干部不通维语，无法与维族群众交流，蹲点毫无意义，甚至还要专门安排人保护纤弱的女性。
回头来看，无论是王乐泉的不以为意，还是张春贤的形式主义，都未能使新疆摆脱民族宗教问题的泥潭。
以暴易暴的国家恐怖主义
在新疆推行12年义务教育，可以算是中国政府最后一项明显的「怀柔政策」。
政策出台前一个月的4月27日至30日，习近平唯一一次以国家领导人身分到新疆考察、调研，并且深入维吾尔族人聚居的喀什地区。最后一天，他在乌鲁木齐接见了劳动模范代表。也是在那一天，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发生了暴力袭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79人受伤，官方称此案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恐怖组织所为。
在那之后，我曾到过习近平在喀什下榻的宾馆。它是被铁丝网完整包裹着的，门口有荷枪实弹的武警24小时站岗守护。几个省市的援疆指挥部也在这道铁丝网内，较可以保障各地援疆官员的安全。
至于各级政府门前，摆设着防冲撞的金属设施，更是司空见惯，俨然一个个随时可能发生战斗的阵地。
一位汉族医生曾经告诉我，他们有时会下乡去维吾尔人的聚居村落巡诊，「但是那时候常会觉得惭愧，我们去看病，老乡载歌载舞欢迎我们，但我们身后就跟着端着枪的武警。 」
中国军警2017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的反恐维稳誓师大会。（摄影／AFP PHOTO）
火车站的那场袭击，难免让人心有余悸。我们无法揣测，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心中，是不是从那时开始，决定要在抛出12年义务教育的「胡萝卜」之后，不再手软，用以暴制暴的国家恐怖主义，对付版图内的异族。
中国政府将新疆所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归结为「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三合一。一位主管民族宗教事务的地方官员曾私下表示，「藏独」虽然有一定的国际影响，但实力有限；与之相比，「疆独」则要有威胁得多。他甚至透露，1990年代，就曾有疆独分子，袭击过新疆境内的一处秘密军事基地，导致该基地200余名解放军全部牺牲，但政府一直没有对外公布此事。
但新疆的暴恐事件真的如中国政府所宣称的（虽然最近两年并未再公布恐袭事件的次数和造成的人员伤亡数）那样多发吗？也未必。当地官员举例说，曾经有一次导致多人死伤的冲突事件，最初只是停车纠纷，双方各自找了人帮忙械斗，最终闹出了人命。因为其中一方是维吾尔族人，当地官员便在向上级报告时宣称弹压了一起暴恐事件，以此增加政绩。
有了再教育营，谁安心睡觉？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中文网近日一篇报导称，「文件显示，在习近平访问新疆后的一年（即2015年）中，中共开始建造『教育改造』营地，警告穆斯林少数民族宗教狂热和民族分裂主义的危害。官员讲话及报导显示，当时拘禁营规模较小，许多被拘禁者仅被关押几天或几周。」
我们在国内听到的消息与之基本相符，比如「再教育营」设立之初，「入住率」并不高，但如今已是住得满满当当。至于被投入其中的人，是否真的有百万之众，恐怕除了中国官方，外界很难判断其准确与否。
而中国政府则只是宣称，外界所说的「再教育中心」是为维吾尔族人提供就业培训和法律教育的，其目的是「治病救人」，并在10月9日匆匆修改了新疆的一些地方性法规，对其进行「合法化」。9月28日，在与美国前财长鲁宾（Robert Rubin）对谈时，中国外长王毅表示：「新疆有2千万民众。他们现在都非常赞成政府采取的做法，因为他们感到安全，他们晚上可以安心地睡觉。」王毅说，基地组织和IS渗透新疆，透过暴力影片吸引无业青年成为恐怖分子，让新疆变得非常不安全；为了保护新疆人的生命财产，中国政府才依法采取行动，令这1、2年新疆都没有恐怖事件。此外，政府也宣称，因为情势稳定，今年新疆的旅游收入十分可观。
<按照学者杭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说法，民族与宗教所造成的矛盾是一种「文明的冲突」。而在中国政府看来，如果要在「维稳」和不侵犯人权之间做一个选择，一定会果断选择前者——这恐怕也是与世界主流治理理念泾渭分明的一种「文明的冲突」。可是，在一个人并未实施乃至计画进行犯罪之前，政府真的有权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吗？
9月27日，乌鲁木齐旅游局突然发布公告称，因「旅客列车运行图调整」需要，停售10月22日以后进出新疆的铁路车票。外界推测，列车将被用作「再教育营」人员的秘密转运。而从10月初开始，已有传言说，路上出现了一些拉着黑色窗帘的大巴车，或驶向乌鲁木齐，或去往甘肃等周边省分。
没有人知道，这些被送走的维吾尔族人，何时才能回到他们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