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ponsive Image

新疆校园的奥威尔式生活

新疆校园的奥威尔式生活

寒冬2018年12月31日

在新疆这片禁区内,一百多万维族人正在教育转化营里苦苦煎熬,但营外几百万人的生活也充满了不确定性,随时可能因为自己不经意的一句话或者政府突如其来的一项规定就锒铛入狱。那些目前仍是自由之身的人们虽然没有被关起来,却也是四面楚歌,检查站和金属探测仪随处可见,身分证和手机一次次被检查,且这种高压态势一直有增无减。人们每天都要穿过一层层的铁丝网,通过一道道安全检查,日复一日。在这场奥威尔式猫捉老鼠的游戏里,没有规则,万事难料,也几乎没有人能逃脱。

露丝·英格拉姆(Ruth Ingram)

新疆学生尤其要谨慎行事。表面上,与其他人相比,学生似乎更容易逃过肆意抓捕及监禁的劫难,但他们很清楚危险近在咫尺,自己随时可能会引起当局的注意,而这并不是他们所想要的。他们生活的紧张程度显而易见。

维族穆斯林麦合木提(Mehmud)是位于乌鲁木齐的新疆大学一名大二学生,他说:「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睡觉前,我们每时每刻都被监视。逃跑是不可能的。我们被告知,我们的信仰是一种病毒,需要治疗,要想康复就只有接受『住院治疗』。」(参见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infected-08082018173807.html

学生和教职员工如果要进入校园,必须先通过一个像机场安检那样的门房,里面金属探测仪、X-光扫瞄仪、身分证及面部扫描软件一应俱全。而外来访客无一例外都必须先在校园门口登记,然后由他们要访问的校内人员接走。安保人员工作繁重,如果他们让「恐怖分子」进入校园的话,他们的自由也会受到威胁。身穿迷彩防弹背心的娜菲沙(Nafisa)抱怨道:「我们每天12小时轮班站岗,一周工作7天,缺勤一天就要被扣400元(约60美元)。」娜菲沙原是一名家庭主妇,有三个孩子,她说现在形势「危急」,她把孩子们都送到亲戚家住了。她说:「每天都跟我们讲我们现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这个星期还告诉我们要特别警惕,我们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危急情况,但是每个星期似乎都有些需要时刻密切关注的东西。」她不能冒险让有问题的人通过她所在的岗位。「我的很多朋友都不见了,我有家人,如果我被抓走了,我的孩子们怎么办?」

各种各样的面部识别仪和扫描设备遍布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不仅如此,所有学生也被要求多留意可能偏离党的路线的人。为此,每周三下午他们都必须参加政治会,会议上反覆灌输国家安全的相关内容并要求他们对政府绝对忠诚,会议称将「有问题」的同窗举报不仅可以获得政治积分,还可以使异见消失于萌芽状态,并且是对朋友的保护,使他们循规蹈矩,免得误入歧途,染上可怕的宗教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或其他更危险的「病毒」。老师跟学生们讲「那样做是在救那些同学的命」,不过,老师也是自身难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党不忠、搞「两面派」被视为严重犯罪。

宗教倾向和反党情绪均遭到铁腕打压,即便是私下嘀咕,比如抱怨或表现出消极态度,甚至只是流露不满或者学习26个「敏感国家」的语言,都会遭到严厉打压。就连在墙上挂一张世界地图或者计划留学深造这样的行为,也要求学生之间互相留意监督。

「我们一分一秒都不能松懈,」生物专业大三学生吐尔尼沙(Turnisa)说,「如果我们稍有疏忽,然后其中一名室友被发现有问题,我们也可能以『不够警觉』为由被带走。」

对于犯错误的人来说,政府现在最可怕的惩罚措施就是再教育。无数维吾尔学生的亲属被法外判决18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还有很多学生的父母或兄弟姐妹已经彻底失踪。这就足以令他们名誉受损,并被列入需要特别监视的重点名单。他们每天提心吊胆,不知道厄运什么时候就临到自己了。

新疆的大量维吾尔教授和学者不断失踪,在那些大学里学习和生活的学生,尤其是与失踪者属于同一院系的学生,都倍感忧虑。库特鲁克·阿勒玛斯(Qutluq Almas)曾在新疆大学担任讲师,现流亡美国。他对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维语部记者说,现在新疆大学至少有56名讲师和研究人员被关押在教育转化营。今年早些时候,前新疆大学校长塔西普拉提·特依拜(Tashpolatt Teyip)突然失踪,据称,他因对党的政策「阳奉阴违」被定为有「两面派」倾向而遭到关押。此事使广大学生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人人在劫难逃。

新疆大学校园内「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新疆大学派出所」的指示路标。根据国家规定,所有公共标识必须为双语标注,但是在这里,维语译文已经被胶带草草盖住。

大多数「失踪」的学者都与维族文化或语言有关,这使得他们的学生陷入两难境地,是继续学习这个专业还是彻底放弃。前新疆师范大学校长、文学系教授阿扎提·苏力坦(Azat Sultan)现已下落不明。作为他曾经的学生,阿斯曼江(Asmanjan)说:「我们已经在借助汉语或维语著作的汉语译本来学习维吾尔语和维族文学。但是现在看来,如果我们房间里还留有他的原著,或者只是承认曾经有过他的书,那就是犯罪。」几个月前的一天,阿斯曼江一夜没睡,把他所有的维语书都撕掉了,以防自己的房间被随机搜查,这些维语书将成为他对党「不忠」的证据。当局每周还在公布新的违禁书籍清单。如何处理那些撕碎的碎片也令阿斯曼江苦恼,因为市里的每个垃圾场都有监视器监控。他说:「如果他们看见是我扔掉的这些纸,然后收垃圾的人把它们交给政府怎么办?烧掉就更不行了。」

学生们对当前处境的感受各有不同。一些人觉得自己随时可能被带走,所以只是在等待自己的宿舍门被敲响那一天的到来;另一些人则认为自己不会被抓捕,因为政府清洗的主要目标是维族人这一少数民族,汉族学生并不怎么害怕,只要他们不对维族的语言和文化表现出非比寻常的兴趣,政府就不会担心他们。所有学生的宿舍、个人物品、手机和电脑每周都要接受例行检查,以确保每个学生的忠诚度都有详细备案,但也常常有突击检查令他们防不胜防。

维族学生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不当行为」而被列入特别关注名单,诸如抱怨当前形势,没有紧跟习近平的最新政策,不积极参与唱国歌或者不认识国歌的汉语歌词等。此外,明显违反习近平以「中国化」为目标的「新时代」规定的行为还包括:在周一早晨的升旗仪式中迟到;宿舍内有维语书籍;不理会频繁的手机检查,仍在手机里存有宗教资料;等等。

所有的国外势力都被视为可疑对象,只要联系外国人(无论这个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还是在境外)就足以引起当局的警惕。普通话,曾被叫做「汉语」,即汉族的语言,今年换了个说法,叫做「国语」,意思就变成了这个国家的语言。在校园里、宿舍里,特别是课堂上,只要有学生说自己的语言,就会被严厉斥责,并被警告要说「国语」。校园里原来的双语标识上,维文已经被用胶带草草盖住,只留下汉字,预示着单语主义的威胁迫在眉睫,随时就会来临。「我们被禁止用母语交谈。」 历史专业的大一学生古丽努尔(Gulnur)说道。对于她而言,学说汉语并不是容易的事。因在南疆一个边远村庄长大,古丽努尔从小只说维语,她现在正在拼命学习自己专业所需的大量术语和汉字。

「之前,我的一个室友给他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女朋友打电话,挂掉电话两个小时后,突然来了五个武警把他带走了,从此再没有听到过关于他的任何消息。」普拉提(Polat)说。普拉提是一名研究生,现在不住校了。

学生们每天都在恐惧与不断的自查中度过。「我们要监督我们自己、自己的交友情况、自己的言辞,甚至自己的想法。」阿卜杜拉(Abdullah)说。他的亲属中多数人都正被以不同的形式关押着,他的妈妈住在南疆,照顾着「失踪」的邻居和亲属的12个孩子。「有时候我不知道一个人怎么能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以及情感上的伤痛,」他说,「但是我们都活在噩梦中,也没有人知道这个噩梦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夜间突袭也是常态,让人即使在晚上也丝毫不敢放松警惕。「我们常常要留意楼梯和过道里的动静,」普拉提说,「听听是哪种脚步声,是否带着对讲机,现在我们都会通过听声音分辨来人是敌是友了。」

「如果是敲别人家的门或者隔壁家的门,我们就会松一口气,但是明天会怎么样,我们永远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