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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捐巨款又发红通,国际刑警组织北京大会前再遭质疑

中方捐巨款又发红通,国际刑警组织北京大会前再遭质疑 Interpol President, Meng Hongwei, walks towards the stage to deliver his opening address at the Interpol World congress on Tuesday, July 4, 2017, in Singapore. (AP Photo/Wong Maye-E)

VOA2017年9月26日

190个国家的警察部门代表和安全专家将陆续抵达北京,参加星期二(9月25日)开幕的第86届国际刑警组织大会。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去年当选该组织主席、逃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今年两度被“红通”等事件,让这个世界第二大国际组织一再被推上风口浪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为期三天的大会开幕式上致辞。自2012年就任以来,习近平对涉嫌当局所称的贪腐和恐怖主义的海外中国公民展开了大规模遣返行动。

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局长廖进荣对中国媒体说,中国每年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渠道,申请发布国际刑警“红通”200多份,执行出国办案任务数十个,与外国警方相互求查案件约3000起。

“红通”在英文中的正式名称是red notice,直译为红色通知,是国际刑警组织八种通知中的一种。程序上,由会员国向国际刑警组织秘书处提出申请,秘书处如果认为没有违反章程或其他要求事项,就会依请求发布。

“国际刑警组织本身并不具备发布这个通知的权力,只是转发各个会员国发出来的通知。” 美国执业律师、前中国公安部学者高光俊日前对海外中文媒体明镜电视说。

高光俊说,特别是现在该组织由中国公安部副部长执掌,发一个通知易如反掌。

高光俊,纽约执业律师 (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2016年11月,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成为首位担任这一职位的中国人。 消息一经公布,引发多方忧虑。

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 “由中国公安部这个臭名昭著的侵害人权机构的副部长来当主席,国际刑警组织的声誉陷于危机。”

理查森说,中国公安部由中国共产党控制,任务是让异见人士噤声,骚扰、任意拘禁、折磨无数践行其基本权利的人。

“人权观察”在星期一发表的声明中说,“国际刑警组织应该解释,在孟宏伟的领导下,国际刑警组织如何避免滥用 ‘红色通知’系统;为何至今没有解决这一系统凸显的问题;以及该组织如何确保被遣返回中国的人不受虐待或酷刑。”

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利用“红通”来达到政治目的,打击、迫害异见人士和官场上的对手。

今年4月,国际刑警组织应北京要求,对在美国”爆料”中共高层黑幕的中国富豪郭文贵发出红色通知。这次“红通”发布的时间点耐人寻味,恰巧在郭文贵计划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一天前。

8月,美联社发布消息称,中国警方第二次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对郭文贵发出红色通知。

高光俊律师说,美国明确表示,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知在美国没有法律效力。据他统计,国际刑警组织190个成员国中有60多个国家认为“红通”具备法律效力。他说,即便是在这60多个国家里,法律健全的国家仍然要通过独立的司法体系调查,才能决定是否遣返。

中国旅美知名异见人士、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多次公开批评国际刑警组织滥用权力,滥用“红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迫害海外异见人士和逃亡官员。

今年7月,魏京生在德国刑事局门前组织了一次示威活动。此前,他还在法国里昂国际刑警总部举行过类似的抗议。

六四事件25周年时候的魏京生(VOA燕青拍摄)

在早些时候的一次访谈中,魏京生告诉美国之音:“因为国际刑警组织很不老实,不但中国公安部副部长仍然在那里当主席,而且他们玩很多其他花招,继续把很多异议人士秘密地列在他们通告的榜上。人家叫红色通告,他们还继续叫红色通缉。”

两天前,魏京生对明镜电视说,中国政府每年给国际刑警组织提供6000多万欧元的经费。这笔钱是该机构的主要收入,其结果是国际刑警组织被中国政府收买,成为中国政府的一支海外执法力量。

红色通告也常被用于控制海外的少数民族活动人士。比如,流亡德国的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多力坤在境外旅行时多次受到骚扰。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称其为“某些国家滥用‘红通’的受害人。”

“在不透明的司法程序制度的国家召开国际刑警组织大会让人担忧,”总部设在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说,“国际刑警组织能否坚持公正透明的原则,不被中国政府利用,应当引起国际社会高度的关注。同时要防止中国暗地操纵、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引渡海外维吾尔反对派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