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解读新疆:新疆维吾尔人缺席麦加朝觐; 喀什莫尔佛塔的历史引发争议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爱祯,欢迎您与我一起解读新疆。根据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一名前往麦加朝圣的海外维吾尔人的数据,今年参加朝觐的中国穆斯林中没有来自中国最西部地区新疆的维吾尔人,而专家们表示,明显缺乏参与是中国镇压维吾尔人的另一个例子。此外,喀什地区的一座新疆古刹莫尔寺的历史引发争议,外界专家对中国历史学家关于它来自唐朝并显示出中国影响力的说法提出质疑。本期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进一步了解有关情况。相关人士的谈话录音由人工智能生成。
据沙特阿拉伯官员称,今年 6 月 14 日至 19 日期间,共有超过 180 万人参加了朝觐,其中包括 160 万外国朝圣者。
中国的穆斯林需要获得政府许可才能进行朝圣,作为伊斯兰教五功之一,所有穆斯林在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一生中都必须进行一次朝圣。
据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网站称,截至6月初,已有1053名朝觐者登记参加朝觐,其中769名来自中国甘肃省,284名来自云南省。统计中没有包括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或其他穆斯林。
去年,有来自宁夏等地的386名穆斯林参加,但没有来自新疆的穆斯林加入。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上次报告来自新疆的朝圣者是在2016年。
今年参加朝觐的土耳其维吾尔人、东突厥斯坦组织国际联盟理事会成员阿卜杜萨拉姆·特克利马坎·哈吉表示,他在中国代表团中没有看到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尽管他确实看到一些回族穆斯林举着中国国旗。
他说,负责监督朝觐活动的沙特阿拉伯朝觐与副朝觐部允许来自世界各国的每百万人口中约有 1,000 名朝觐者。维吾尔人称之为东突厥斯坦的新疆,估计有 1100 万维吾尔人,至少应该允许 11000 名维吾尔人去朝觐。
自由亚洲电台尝试联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等新疆相关事务管理部门征求意见,但未得到回复。
活动人士和专家表示,维吾尔族明显缺乏参与表明中国当局不允许任何来自新疆的穆斯林前往朝圣,并反映出北京对维吾尔族文化和宗教活动的更广泛压制。
自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以镇压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为名,严格限制维吾尔人的大多数宗教活动,包括去清真寺祈祷、背诵《古兰经》和斋月期间禁食。纽约市伊斯兰教分析人士马聚说,
“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朝圣、祈祷、斋戒等宗教活动进行有针对性的限制和镇压,是其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政策的一部分。”
“虽然中国当局为少数回族穆斯林提供朝觐的机会,以便他们能够引起世界特别是穆斯林世界的关注,但我们知道他们的宗教自由也受到限制,”他说。
马聚并说:“中国任何公民都没有宗教自由。”
专家还表示,就在今年朝觐季节开始之前,中国政府加大了对穆斯林世界的宣传力度。
6月初,中国驻阿联酋迪拜总领馆与新疆海外联谊会在迪拜联合举办“新疆是个好地方”音乐之夜。
中方已在科威特、土耳其、埃及等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举办类似活动,强调尊重新疆的文化和宗教信仰自由。
尽管这些活动中有维吾尔族舞蹈家和歌手,但前往麦加的中国代表团中没有维吾尔人。
此外,中国最西部的新疆地区一座古老的佛教寺庙,在贫瘠的土地上仅存两根被风沙侵蚀的土柱。
中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断言,七世纪的一位中国女皇下令建造莫尔寺(当地人称为莫拉,维吾尔语中的“烟囱”之意),是该地区最早的佛教遗址之一。
官方媒体称,这些遗址显示了中国在塑造该地区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力,该地区如今居住着 1100 万维吾尔族穆斯林,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
据中新社6月3日报道,“它们是中华文明多样性、统一性、包容性的有力见证”。
但中国以外的专家对这些说法提出异议,称莫尔佛塔(或宝塔)和其他寺庙建筑更像是印度风格的建筑。
他们说,公元 690 年至 705 年的唐朝女皇武则天不太可能参与宝塔的建造,因为它距离中国中部的宫廷有数百英里。
他们表示,相反,中国政府支持的研究可能更多地是由北京扩大其在该地区文化影响力的努力推动的,北京正在积极寻求将维吾尔文化和穆斯林习俗汉化。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南卫理公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维吾尔佛教历史一书的作者约翰·埃尔弗斯科格(Johan Elverskog)说:
“当时著名的女皇帝武则天热衷于弘扬佛教,但她不一定是在新疆弘扬佛教。唐朝不可能参与建造西边那么远的东西”。
在伊斯兰教于 7 世纪传入中国之前,佛教确实在今天的中国所谓的新疆或“新领土”盛行,但维吾尔人将其称为东突厥斯坦,这是 20 世纪中期短暂存在的维吾尔民族的名称。
西方考古学家和佛教研究者认为,佛教在贵霜帝国时期开始传入新疆,贵霜帝国在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三世纪期间控制了南疆的塔里木盆地西部和北部,并统治了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的部分地区。
埃尔弗斯科格说,一些历史文献显示佛教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传播到该地区,而其他文献则表明于阗王国(位于今天的和田)在公元二世纪和三世纪将佛教作为官方国教。
据中国新闻社报道,自 2019 年以来,在喀什东北约 30 公里(19 英里)处的莫尔寺进行的考古发掘已确定,原来的建筑群建于公元 3 世纪。
据说,中国建筑的元素出现在七世纪至十世纪之间,表明中国佛教的盛行。
遗址周围发现的文物反映了印度和中亚佛教传统以及中原地区的影响,黄河沿岸地区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但埃尔弗斯科格表示,虽然唐朝(公元 618-907 年)期间该地区有中国军队驻扎,但没有建造佛教寺庙。
今年六月,国务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潘岳在喀什新疆历史与未来国际论坛上的讲话中总结了维吾尔文化,包括其古老的佛教历史和结构,应该被中国文化取代的观点。自2022年6月起担任现职的潘岳说,
“新疆的文化虽然多元,但却是统一的,而将他们团结起来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中华文化。应该从中华民族共同历史和中华民族多极统一的高度来认识新疆,应该从多文化、多宗教并存、多民族杂居的角度来认识新疆。”
因研究新疆佛教和伊斯兰教而闻名的维吾尔裔美国历史学家卡哈尔·巴拉提表示,喀什和库车等地的佛教文化“完全没有受到中国的影响”,库车是另一个曾经拥有许多佛教寺庙的城市。
他说,喀什和龟兹是印度教-希腊犍陀罗佛教文化的一部分,该文化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2世纪就存在于今天的巴基斯坦。他说,
“他们称之为犍陀罗艺术。这是克什米尔和巴基斯坦发展起来的佛教创造的犍陀罗文化。因此,和田、喀什、龟兹的佛画和寺庙都受到了犍陀罗文化的影响。”
此外,唐代佛教寺庙都是仿照印度寺庙建造的,说莫尔佛塔等寺庙建筑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建筑风格也有些夸张。他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楼阁式建筑是印度佛教的一种风格,因此,中国所有的寺庙都受到这些风格的启发。汉代的建筑风格后来受到佛教精舍式建筑的影响。”
埃尔弗斯科格同意莫尔寺是按印度风格建造的。他说,
“这显然是基于印度西北部的级别。 这是和田佛教文化的主要来源,特别是来自印度。所以佛教、图像、艺术品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印度西北部的模式。”
纽约史坦顿岛学院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中国将历史上的维吾尔佛教解释为中国佛教的一部分,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几千年前的中国王朝中寻求其当前合法性的倾向。他说,
“如果你看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你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会挑选任何一个对他们有用的历史节点并谈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