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 2019年2月19日

北京的反恐战争已波及基督徒，这让人更加担忧这场反恐战争的目的不只是消灭伊斯兰教，而是要大力镇压整个维吾尔民族。

作者：露丝·英格拉姆（Ruth Ingram）

维吾尔母亲通常不教女儿做饭，而是将这个任务留给女儿将来的婆婆完成。已是法国公民的古丽胡玛尔·海提瓦吉自母亲失踪以来一直在快速学习做饭。结婚刚两年的她需要给两个家庭做饭，因为2016年11月，她的母亲古丽巴哈尔离开巴黎的家前往中国西北地区的新疆却在那里失踪了。52岁的古丽巴哈尔是一位妻子，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那次回家乡小住办事的旅程变成了噩梦——她突然失踪，前景叵测，迄今已有两年多了。直到去年12月，这家人才得到消息，但是个不好的消息：古丽巴哈尔已因叛国罪被非法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古丽巴哈尔的丈夫克里木·海提瓦吉（Kerim Haitiwaji）为自己家中的状态连连道歉。尽管家里处处干净整洁，但妻子不在身边的他显得失魂落魄。从古丽巴哈尔失踪的那一天起，他的生活就陷入了停滞状态。他白天开出租车，晚上花几个小时仔细阅读来自家乡的新闻报道。他说：「我现在没办法专心做任何其他事情。没有妻子在身边，我跟丢了魂似的。」

27岁的古丽胡玛尔有序地切好蔬菜，将其分成几堆，以备煎炒。她谈起了母亲失踪一事，一会儿显得抑郁，一会儿又露出愤怒。起初，由于担心会对远在家乡的亲属不利，她和家人未敢就母亲失踪的事发声呼吁，但是确定母亲被判刑入狱之后，他们决定公开申诉冤情。「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受过教育，会讲汉语，从未做过损害中国的事情。他们为什么说她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呢？」古丽胡玛尔以质问的语气说道。

古丽胡玛尔有条不紊地将芹菜、西红柿、大蒜、豆类、辣椒和马铃薯切成一口大小的菱形块儿，一如她母亲往日所做。她已经准备好了生面团，将它盘成圆卷置于金属盘中准备做面条。她还没有完全掌握手工拉面的技巧，于是把这个步骤交给她那自称是行家的丈夫负责。半小时后，拉面就做好了。

这就是「兰格曼」，维吾尔人的特色美食。维吾尔族原住民生活在一片地广人稀的土地上，其面积是法国的两倍半，与中国首都遥遥相望，相隔三千多公里。他们与中国的主要民族——汉族人共同居住在那片土地上，双方关系紧张，同时他们对北京的统治感到反感，因此未能得到远在北京的领导人的欢心。

我们和克里木一起享用美味的肉酱，他把法式长棍面包分成几块，代替新疆饭食中必不可少的圆饢。他露出一丝罕见的笑容，说：「我们已经法国化了。」 15年前，克里木作为难民来到法国，随后，在2006年，他的妻子古丽巴哈尔和两个女儿也来到法国，古丽胡玛尔当时十四岁，妹妹古丽尼格尔（Gulnigar）八岁。姐妹二人现在都能说流利的法语、汉语以及母语维吾尔语，她们很喜欢自己的新家园。古丽胡玛尔在大学学的是营销专业，现在在销售高档珠宝，妹妹还在巴黎上大学，学的是经济学。这家人得到了法国政府很好的照顾，住在国家补贴的一套两居室公寓里，房间宽敞，还有地下停车场。

我们用筷子吃着兰格曼，同时被欧洲文化电视台（ARTE）的节目吸引住了，这个台插播了有关中国西北地区暴行的简讯。最近有人声称，估计有一百万至三百万维吾尔人或被法外判刑入狱，或在规模庞大的教育转化营里无限期接受再教育。教育转化营是中国政府为「清除」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毒瘤」而专门修建的。

古丽胡玛尔刚从ARTE演播室回来，在那里，她对着摄像机，情绪激动地详细讲述了母亲的遭遇，那十分钟对她来说无异于一场心灵的战争，激烈的情感让她感到心力交瘁。2016年11月古丽巴哈尔返回新疆，才到了没几天，她就被迫将护照上交给了警方。那次回新疆她本来只是想小住时日，处理退休金的事情并看望生病的父母，但因着护照被没收（她当时猜想与退休金有关），她无法离开中国，陷入了困境。两个月后，她接到同一派出所的传唤，本以为问题已经解决，可以取护照回法国了，但没想到，等待她的不是护照，而是面无表情的武警和由那些武警看守的屋子。看来，原工作单位给她打的那个电话，表面上是要她回去签署养老金文件，其实是经过精心策划用来诱捕她的陷阱。她设法向家人发送了一条信息，那是他们最后一次收到她的消息。2017年1月29日，她失踪了，杳无音信。

2017年7月，他们听说她被关进了教育转化营。之后又是痛苦煎熬的二十多个月，期间古丽巴哈尔音讯全无。直到去年圣诞节，终于传来了消息，称她已被判处重刑。就他们所知，此案没有经过法院庭审，没有辩护律师，家属也没有收到正式判决通知，只是听人传来口信。这个令人心碎的消息是一个朋友打电话告知他们的。

古丽胡玛尔说：「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消息让我们如释重负，至少我们知道她还活着。」但是，听到这个消息后，愤怒和悲伤与日俱增，最终，这家人决定向外界公开古丽巴哈尔的不幸遭遇。他们相信她是无辜被枉判的。古丽胡玛尔说：「她是一位家庭主妇，一位母亲。她从未背叛自己的国家，也不是恐怖分子。」他们一家人希望能够通过外交压力让古丽巴哈尔获释。

古丽巴哈尔的遭遇中一个具有嘲讽意味的事实是，她是在新疆重点打击维吾尔穆斯林以及所谓的穆斯林极端主义思想的镇压行动中被抓捕的。中共这种高压政策中充满了攻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言论，最终目标是从根源上消除宗教极端主义，并防止其「像恶性肿瘤」一样蔓延（引自2017年中共官方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微信向维吾尔人传送的录音文件）。克里木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的妻子根本不是穆斯林。她几年前就归信了基督教，她拒绝暴力。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要为自己的政府和领导人祈祷。我们必须原谅那些迫害我们的人，打左脸，给右脸。政府根本没有理由关押她，她对中国不构成任何危险。」

听到母亲被判刑的消息后，古丽胡玛尔立即写了一份请愿书发布到网上，希望能引起公众对其母亲一案的关注。到目前为止，已有超过436,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在她的请愿书上签名。一位人权律师主动提出担任此案的辩护律师，下一步是将请愿书呈递给艾曼纽·马克龙总统。他们一厢情愿地盼望着这份请愿书能对北京产生一些影响。古丽胡玛尔含泪说道：「我只想让妈妈回来。」

就法国所能起的作用而言，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尽管父亲和两个女儿都已成为法国公民，但是古丽巴哈尔仍然持有中国护照。克里木说：「她已准备好了申请法国国籍的所有文件，可是因为年迈的父母仍然在新疆，她觉得等等再入籍更好，以便她万一需要紧急赶回新疆。以前不觉得需要尽快加入法国籍。」

他们怎么也没有预料到，自2016年8月陈全国担任新疆领导人后，维吾尔人的处境会如此急剧恶化。陈全国此前刚刚镇压了西藏异议人士，他被调任新疆一把手，就是要像镇压西藏一样镇压维吾尔人。在陈全国的铁腕统治下，他们的家乡立即发生了奥威尔式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显然被他们低估了。短短一年之内，陈全国在新疆这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施行的苛政已经令当地维稳力度急剧升温。不幸的是，这家人当时无法预见到古丽巴哈尔即将步入的险境。

而古丽巴哈尔·海提瓦吉的故事并非孤例。在古丽巴哈尔的家人高调呼吁要求释放她时，巴黎还有成千上万维吾尔人的不幸正接踵而至。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他们短暂旅居海外的经历意味着他们若返回家乡便会成为再教育的对象，或落入更悲惨的处境。克里木估计，滞留巴黎的维吾尔人中有五、六百人已获难民身分，但仍有三千名留法学生，他们由于害怕新疆的家人遭受报复而噤若寒蝉，同时因恐惧而不敢回国。由于中国出台新法律禁止资金流出，这些留学生的经济来源已经枯竭。他们全都面临着无法预知的未来，无法计划，吉凶未卜。已经在法国扎根定居的维吾尔人（其中许多是难民）组建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法国分会。对于家乡正在发生的事件，他们毫无例外地感到愤慨，并且他们每个人都有亲戚和朋友失踪，大多数人因为担心境外联系会给亲人带进危险之中，已与家乡的亲人失去了联系。

与此同时，克里木和女儿们不知道古丽巴哈尔身在何方。尽管古丽胡玛尔的姨妈偶尔通过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信传来一两句安慰的话，说她或母亲每月都去探望一次，但古丽胡玛尔并不相信这是真的。她说，「姨妈告诉我们，妈妈有肉吃，也很健康。可是这话很荒唐，跟从集中营中传出的消息完全不符，而那些消息是曾被关在集中营里后来被零零星星地释放的人（多数因为生病）带出来的。姨妈说这些谎话只是故作镇定。」古丽胡玛尔甚至担心母亲是否还活着。她说，「在新疆，每个人都必须保全自己。我们怎么知道妈妈的真实情况呢？」古丽胡玛尔还表示很担心母亲的健康状况，「她患有高血压，两年前做了乳腺肿瘤摘除手术，之后每天需要服药。如果不服药，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她解释说，她听说集中营中很少提供甚至根本没有医疗保健服务。

随着时间的流逝，母亲依旧下落不明，但古丽胡玛尔得到了各国人士的支持，在她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也与日俱增，为此她很受鼓舞。她们一家仍抱有一丝微弱的希望，希望总统马克龙及其助手能劝服北京。就在本周，一位法国政府代表在联系中国驻巴黎领事馆后告诉他们，古丽巴哈尔还活着。也许此案在国际上曝光令北京方面感到难堪，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她的案件。克里木说，「政府官员说，她被捕两年了，警方仍在调查对她的控诉。」尽管这个消息带来了暂时的安慰，在古丽巴哈尔返回法国之前，这家人都无法放下心来。古丽胡玛尔希望母亲很快可以享受到自己做的饭菜。她憧憬着说：「我期待有一天为妈妈做兰格曼，我们又可以全家人坐在一起吃饭。」

（本文中的照片均由海提瓦吉一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