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帝温家宝》在香港出版

来源:多维新闻,2010年8月16日

【多维新闻】酝酿已久的《中国影帝温家宝》16日在香港出版,作者余杰在新书中揭开了温家宝一贯所表现出的温和、亲民形象的面纱,并称其并非如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中国民主的推动者。

综合媒体8月16日报道,著名异见作家余杰批评中国总理温家宝的新书《中国影帝温家宝》在香港如期出版,出版人指没有受压。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之子,曾酝酿出版李鹏《六四日记》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人鲍朴表示,“没有受到任何压力或干预”,印刷厂将于下午运送新书,此书可以如期出版。此书由田园书屋经销,鲍彤作序,题为《虚拟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

书中收录了过去5年来,余杰对温家宝任中国总理的政绩与政策所作的分析与评论,涉及外交、经济、文宣、教育、民生等领域。他批评温家宝“表里不一、言行不一”,作为中国权力阶梯上第二号人物,在中国处于历史紧急关头时,没有作更多努力推动体制改革。

余杰认为外界和中国许多人认为温家宝总理开明和人性化,属于中共体制内的温和派、改革派,实际上是误解。“他在公开场合,包括在国外访问时都做出很开明、亲民甚至对普世价值和民主制度也有认同的表达,但是在国内政策上却截然相反。”温家宝2003年任总理至今,虽然没有污名化民主,却也没有做什么有益于推进民主和体制改革的实事。

所以,他说这本新着批判的不仅是温家宝的“言行不一”和“在中国处于船将出三峡般的历史关头作为总理的不作为”,也涉及更广泛的体制问题。

他指出,中国“国进民退”日趋严重,国有企业势力和政府权力与日俱增;法制倒退和司法不独立致使公民权利不断被侵、公民财产被掠及维权律师受到变本加厉的打压;教育经费近年来未增加,军费却以每年超过2位数的速度上升。

而在中国,虽然决策的核心是中央政治局九个常委,但一个人单枪匹马并不能成大事,个人和体制之间有互动,而有作为的领导人可以使体制的弹性较大。“所以我会较高地评价胡耀邦和赵紫阳,而温家宝显然不是那样的政治领导人”,他说。

余杰还解释他之所以选择总理温家宝作为新书的标题和批评目标,一是希望纠正外界和中国不少人对他的人性化行为、温和派和改革派形象的“误读”,同时也希望以此表明,在现代社会里,一个公民和纳税人批评作为首席公务员的总理应该是“天经地义”,是言论自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表示希望十年后,中国百姓写文章批评总理、主席,不再是争取言论自由类的新闻素材。

此前,余杰此书将出版的消息传出后,北京警方曾传讯他4个小时。之后余杰在微博上说,警方警告他,温家宝不是普通公民,是国家总理,批评他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是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并威胁他可能被判与刘晓波同样重刑。

现年36岁的余杰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有“内地李敖”之称,13岁开始发表小说,其中多部获奖。代表作有《火与冰》和《香草山》等。除了文学创作外,余杰还撰写大量评论文章,抨击中国一党专制制度,呼吁民主与言论自由。

鲍彤:虚拟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

中国的公民之所以关注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人,是因为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领导手里。千家万户对领导都有所求──请求领导过问拖欠的工钱,请求领导制止官商勾结的暴力拆迁,请求领导把自己党内的腐败「领导」好,请求领导别再「领导」老百姓的事,别再管老百姓听什么歌,看什么戏,什么书报不准出,哪些网络必须封,等等。

作家余杰写作和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无非是批评领导,无非是对领导抱有希望,无非是想知道领导人到底有没有正视而不回避摆在他们面前的、非解决不可的重大社会问题。有没有决心从善如流,实施宪法,使中国在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方面获得实质性、制度性的进步?如果对领导绝望,还会浪费笔墨吗?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批评。这些批评的言论,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绪和要求。我看这种情绪和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真正能够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

到底是共产党为实现理想而建立,还是理想为解释共产党的领导权而存在?虚幻与现实,谁为了谁,这个根本问题,到了公元二○一○年,竟然谁也说不清楚了。但据说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面党的领导是「公仆」,所以连斯大林也认为:对自下而上的批评,只要有百分之五的正确性,就应当欢迎;如果要求批评者百分之百正确,那就没有自下而上的批评了!

「自下而上的批评」是文明社会的家常便饭,但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却是难上加难的大难题。斯大林的话对中国显然没有约束力。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特色,主人和公仆的关系与众不同,即便如此,查来查去,中国的宪法、刑法、民法,都没有说过公民批评不得党国领导人。

六十年前流行过一句话,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一九五三年出过一个「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事件:一位曾经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共产主义者,压制一位专科学生的批评,中共中央发觉后,给了他留党察看和撤销部长职务的处分。此事被立即通报全国,要求全党高级干部,务必倾听来自人民群众的批评,不可因身居高位而批评不得。

现在流行唱红打黑。正是毛泽东本人,在七大会场上,请求大会批准,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列为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标志。须知有无「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区别真共产党和假共产党的标志。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共产党,是真;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共产党,是假。

乐意为《中国影帝温家宝》作序

《中国影帝温家宝》不能在大陆出版,准备到香港出,但是作家受到警告,香港也不许出。警方的逻辑是,领导人不是普通人,批评领导人就会成为很严重的刑事案件,很有可能像刘晓波那样判重刑。

警方的逻辑是现实的逻辑,但这是小题大做,起码是帮倒忙;说得严肃一点,是替和谐开倒车;用法律语言来说,这是非法的、违宪的。我希望警方悬崖勒马,迷途知返──现在还来得及。也许毛泽东当时说「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意在表演,但一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而载入史册,受党领导的警方就不应该把它视为儿戏。文明的进步需要积累,昨天和今天的表面文章,说不定就是明天保护人权的具体现实。

对公民的批评,需要党国领导「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用不着紧张,用不着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力量来「维稳」。

我很乐意为《中国影帝温家宝》作序。因为中国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言者无罪的虚拟世界,一个是言者有罪的现实世界。领导和被领导,大家都在矛盾中间过日子。为了解决矛盾,首先需要指出矛盾。二百多年前,安徒生用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衣》向欧洲人指出了矛盾。现在同样需要有人向中国人指出矛盾。余杰先生作了勇敢的尝试,这本书也将因此成为检验中国的药剂。如果从此以后,言者真的无罪,党国领导、省市领导、县区领导、乡镇领导,真的成为公民有权批评的对象,公民真的有了批评任何官员而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本书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http://politics.dwnews.com/news/2010-08-16/56346731.html